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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满打满算,今年20周年。

商业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并不比美国的弱小多少。阿里巴巴集团在美上市,市值超过了2000亿美元。这绝不是一家小公司——这块上市的资产并不包括以支付宝为核心的蚂蚁小微,以及从事物流信息的菜鸟网络。如果这三块加一起,怕是不弱于3500亿美元的谷歌。

但我们总觉得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还是缺少了什么。

C2C,Copy To China这顶帽子我们戴了很多年了。我们不是没有创新,但似乎总是在微创新这个层面上打转。

总觉得这个国度的高科技商业很发达,但依然缺少“涌现”(Emergence)。

有必要和美国高科技的思想(而不是具象的某个事物)做交流。这方面,这两年颇有一些公司在努力。从百度的BigTalk到腾讯的WE大会,纷纷邀请了美国科技思想家、发明家来到中国。也有像湛庐文化的这样出版机构,专门组织国人前往美国去和这些人现场交流。

应湛庐之邀,我这次随团参加了他们第三期名为“对话最伟大的大脑”的一次旅程,近距离接触十余名美国高科技界思想界顶尖大咖,所听所思,颇有感触,聊以录之。

锤子科技的罗永浩最近做了一次关于理想主义的个人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这家手机制造公司在今年的4月已经宣布完成了B轮融资,估值10个亿(老罗当时打趣说请大家叫他罗十亿)。锤子科技创建于2012年,也就是用了两年的时间,从0变成10个亿(人民币)。

美国有一家叫XCOR AeroSpace的公司,这家公司一直在钻研这项技术: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动机,这意味着它的发动机可以在空中熄火然后再度启动。一位很有名的投资人说,最近打算投资这家公司,估值2个亿美元。这家公司成立于1999年,它花了十五年的时间,2个亿(考虑到在美国的美元,和在中国的人民币其实差不多。即便算成人民币,也不过比锤子高了两成)。

这件事让我颇有些感慨。

罗永浩鼓吹“理想主义”,说要做有情怀的手机。我个人用过以及到现在还在用锤子手机,这部手机不错,但我不觉得他做的是有多理想的事。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手机公司,甚至可以说远远供大于求。

真正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司应该是XCOR这种类型的:埋头好多年,琢磨一个看上去失败概率极高而且商业上短期回报并不见得有多牛的项目。火箭发动机用于太空旅行,这是一件听上去很美妙的事,不过实话讲一句,大规模商业化由此获得丰厚利润,怕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不过,我一点也不想责怪罗永浩的理想主义,虽然他只是在做一件太多人都在干的事。可反过来想一想,真得有点让我好奇的是,美国制造安卓手机有名的公司就一家:摩托罗拉,最近还给卖了。美国这个诞生了iPhone、诞生了Android的国家,怎么就没有中华酷联小米魅族锤子等等等等这种拿着android做个rom然后大造特造智能手机的公司呢?谷歌自己倒是弄了个nexus,但这玩意儿,与其说是个一个product,不如说是谷歌用来测试android系统的sample机。

美国人在干嘛?他们好像在捣鼓太空旅行,在捣鼓基因序列,在捣鼓行为心理。哦,不是我们不捣鼓,而是实在不能算是一种捣鼓出了的“现象”。

如果只有一个中国公司拿着android做个rom造手机,似乎还可以说这个人想象力不够。但如果那么多公司都在干着这件其实一点都不酷的事时,我们得好好问一下整个环境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切,源自于创新。

创新,则来自于创意。

这种看似人脑中灵光一闪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事有点玄乎,玄乎到似乎在努力复制一种看似完全不可复制的东西。

不过喜欢科学(可观察可重复可试错的一种方法论)的美国人还是试图去破解这个玄乎的议题。有数字化未来十大科技思想家之一称号的Steven Johnson,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四十来岁的美国式“自媒体人”前后出了九本书:

其中2010年这本被译成中文,由湛庐文化引进出版,中文名为《伟大创意的诞生》,是一本讲创意是如何发生的书——请注意,作者只是归纳了过去创意诞生的种种模式,并不等于说,做好书中提及的这七种模式,伟大创意必然诞生。Steven Johnson更像是在开列必要条件,但并不等于是充要条件。

Steven Johnson开列的七个模式中,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

科技如何产生重大突破,是很多人都喜欢研究的话题。Arthur Koestler写过一本《创造的艺术》,Thomas Kuhn写过《科学革命的结构》,Johnson则认为:

缓慢的灵感。

Johnson说灵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说法和我们中国人所谓“厚积薄发”非常像。但问题在于,厚积这件事,我们允许不允许?

Johnson列举了三个伟大创意的例子:

达尔文的进化论、蒂姆伯纳斯-李的万维网、克利什纳伯哈拉特的谷歌新闻。

达尔文虽然曾经自述过他的进化论受到马尔萨斯的启发形成了一种“顿悟”,但一个叫Howard Gruber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了达尔文的大量笔记后得出结论,1837年达尔文就已经在笔记里详细记录了大量的基本知识点,而马尔萨斯顿悟发生在38年的九月。

本节题图是伯纳斯的一台电脑,这台电脑上跑着的就是当时整个万维网,所以伯纳斯写上了一句:这台机器是服务器,千万不要关。伯纳斯李用了10年的时间来孕育一个关于如何创立超文本信息平台的灵感。他自述到:我在创立万维网的过程中,没有经历过“灵光一现”的顿悟时刻。

现任雅虎总裁的梅耶尔在谷歌工作过,她认为,谷歌推出的所有新产品超过50%来自于“20%创新时间”项目(谷歌一个允许员工每4个小时完成公司项目之余花1个小时研究自己的创新项目)所产生的研发灵感。谷歌新闻就是其中一例。伯哈拉特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捣鼓了一个名为StoryRank的东西,一年后,谷歌新闻正式发布。

但这三个伟大创意的背后,都是“允许缓慢”,这一点至关重要。达尔文、伯纳斯、伯哈拉特可以说都是“业余”捣鼓出了伟大创意,达尔文是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的,伯纳斯在欧洲李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伯哈拉特则得益于谷歌的20%创新时间。

厚积薄发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数千年前就知道了,但比厚积薄发更重要的是:允许你慢悠悠地去厚积一些看似没有任何短期利益的事。这种允许,本身就要承担着极高的失败率而带来的所谓“浪费”。这在我看来,很难算是一种“算计”,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三观问题的深层逻辑,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观念——无论是组织的还是个体的文化观念:鼓励一点不符合成功学原理的“瞎”捣鼓。

液态网络。

随行的导师,海银资本投资人王煜全讲了一个他的发现:传统大公司主宰新产品推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产品,是小公司推出的——而它们,存在极大的可能去替换那些大公司们。

这个时代是怎么造就的呢?王煜全认为,和80年代的《拜杜法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项法案使私人公司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通过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商业运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励,由此加快了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

在这项法案的出台下,大量的投资人或者产业专家,会进入到高校去和搞科研的科学家们洽谈交流。在交流的氛围中,迸发出一些创意,然后使得“CEO+科学家”双长制的公司结构得以可能。而这种结构——因为专利是科学家发明的——使得大量的中小初创公司能产生全新的产品。因为拜杜法案允许公司享有即便是联邦资助而产生的专利的独家商业权益。

这种交流,属于Johnson所说的“液态网络”,他举了早期欧洲咖啡馆的例子来说明液态网络:杂七杂八的各路人马都汇聚在一起,由于每个人所从事的行业不同,思考问题的逻辑也大相径庭。在碰撞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的想法——这被称为信息外溢(information spillover)。欧洲咖啡馆文化也受到过哈贝马斯的注意,他甚至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液态网络是近乎于全开放的,它一直可以开放到越过咖啡馆,在一个社会网络里流传与扩散中间诞生的思想与创意,被后来者所利用。但Johnson强调的是,这不叫群体智慧,而依然是群众当中的某个个体的独立智慧。并非网络本身很聪明,而是因为个体与网络相连接而变得更加聪明。

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中国人的社会,对失败是很不宽容的,成王败寇四个字很好地描绘了败字的下场:寇。对失败的不宽容,导致了对看似无直接意义的事的不宽容。捣鼓这个,你能成什么吗?

我们有拜杜法案这样的东西吗?我们只有某地大学一位副校长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而被捕。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的确在商业上发展很快,但是不是借助了某些特别因素呢?比如中国人口之庞大形成的人口红利,比如某些技术的存在使得我们C2C得以成为一种可操作“捷“径?

但我们的确要认识到,缺乏Johnson提出的那七个模块,我们依然有被远远甩下的可能。

我一点也不想责怪中国的手机厂商们一窝蜂地去制造android为核的智能手机,也不想责怪资本对这种其实质无甚根本创新的项目的支持。如果连这个都要责怪他们,那就太不宽容了。

要责怪的,是其它的东西。

—— 上海观察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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