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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3

在批评这次几个地方的网络约租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时,不少评论声音认为,要保护共享经济,这个办法草案与总理提出的发展分享经济相悖。

比如这样的看法:把专车服务看成是出租车,用管出租车的方法去管专车,这是倒退。

FT中文网前日刊发一篇《共享经济光环褪去,独角兽疲态尽显》,把滴滴也列为共享经济模式的公司。

但事实上,这类看法是不怎么能成立的。因为现在的滴滴,与共享经济的关系,已然不大。滴滴,其实的的确确是一个“出租车公司”。

滴滴出行主要是这几个业务:

滴滴出租,到了今天,主要是和地方上出租车公司的合作。供给方是职业出租车司机,这不是共享经济。

滴滴专车/快车,专车价格较高,快车较为便宜,两者的差别主要在车型。这一块是从所谓“共享经济”起步的,但今天已经越来越职业化。原因后述。

滴滴顺风车,这才是标准的分享经济。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滴滴顺风车是滴滴出行重要的业务板块。这一块的份额占比,应该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当然,滴滴上还有一些探索性业务,比如滴滴巴士,这个属于枝节,不是滴滴的核心业务。

可能是我视野不够,我没有看到在滴滴的专车/快车平台上,有多少司机属于兼差赚外快(也就是有本职工作,偶尔拉一些客人),有多少司机属于专职。

根据个人使用经验,专职司机并不在少数。

讨论意见稿出来后,滴滴声称,仅在上海地区,有注册司机四十万名,只有一万名具有上海户籍。滴滴的意思是,以后能符合条件的在上海地区提供专车/快车服务的,在一万名之下,还有三十九万名,都将失去部分甚至是全部收入来源。

这个比例给了我一个启发,那就是在滴滴平台上,职业司机恐怕已呈大比例状态。

无论如何,在上海的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都不会高达39:1。这种情况只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在上海,非户籍人士特别喜欢“共享”他们的汽车。这个解释看着很荒唐。第二个解释就是,很多非户籍人士的的确确把这个当成专职工作了。

由此推论,滴滴出行平台,是由高比例的专职司机提供驾驶服务的平台。这家公司,就是一种出租车公司,不过,它的经营模式,与传统出租车公司,有很大的区别。

假设滴滴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管制,它会怎么做?

可想而知的是,会更大规模更快速地扩展合作司机的队伍。与传统出租车公司相比,它的一大优势就是“轻资产”:在与司机合作的过程中,它并没有背上沉重的资产折旧负担。故而它的发展速度,会快很多。

由于汽车成本由司机本人负担,所以,司机的收入并不会高大哪里去。滴滴在取得市场的寡头垄断地位之后,也不会长期采用高额补贴的方法。对于司机来说,收入可能比出租车司机略高,但不会是什么月入几万的主。

滴滴这种出租车公司,除去它需要一支员工队伍来完成一些后台运营目标外,它大部分的劳动力(也就是司机)关系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联盟”性质,而不是“雇佣”性质。

所以,它是一种新型的出租车汽车公司,它的生产关系,与传统出租车公司完全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先进很多。

事实上,大规模的非雇佣制劳动力所组成的公司,并没有太好的先例(平台型公司,比如阿里的淘宝天猫和这个有点像,但还是有很大不同。消费者在淘宝某店家购买了商品,ta很清楚不是向淘宝购买,但出行者在滴滴上叫车,ta会认定服务是滴滴提供的)。这里面要探索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并不是只有一个什么出租车管理办法能一劳永逸的。

但它依然是一种出租车公司,政府把它比照出租车管理,并没有什么不妥。

制约滴滴的,主要就是:城市道路容量问题。

对出租车颁发牌照,虽然这里面有很多猫腻,但你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本身并非一项恶政。出租车如果不是持牌经营,城市交通情况会大幅恶化。

在全世界,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这是共识。

美国、日本、香港,出租车价格都十分昂贵。比如大阪机场到大阪市区的出租车价格可以超过上海飞往大阪的机票价格。

如果不是有太急的事,或者太过土豪,一般人都选择铁路(新干线)从机场前往市区。

对出租车要进行遏制式发展,恐怕是城市交通管理者思考的前提。

滴滴既然是一种出租车公司,那么,它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要遏制发展。

这个征求意见稿里各种限制,都是比照出租车来的。

北京上海的出租车管理办法明文规定出租车司机必须本地户籍,出租车当然是本地牌照。而广州并无本地户籍规定。于是,落到滴滴上,就成了北京上海专车司机必须本地户籍,而广州则放开。

但从舆论上看,人们显然是偏袒滴滴的。

包括uber,在全球都有不少支持者。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需求的事实存在。而这种需求,在uber、滴滴这类公司出现之前,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需求就是:出租车与私家车中的一个GAP(裂缝)。

在中国,这个GAP尤其明显。

中国的公共交通,无论是公共汽车还是地铁,与“舒适”两个字距离非常远。出租车本来应该提供舒适服务,但实际上也不能达成。我不得不说一句的是,中国出租车的价格相对来说,略微便宜。尤其是北上广深杭这种国际性大都市。

所以人们疯狂购买私家车。当物质条件到达一定程度后,舒适性很重要。但很快,私家车也不能说是“舒适”了。大都市的交通情况恶化,使得开车并不是一件多么舒心的事。

更何况,私家车投入毕竟较大,很多上班才几年的年轻人,未必能承担得起。一些大城市,对私家车也使用摇号或竞拍牌照的方式去限制,使得很多人欲购车也不得。

专车就提供了这个空档的需求。更何况早期专车由于各方的竞争,还有大量的补贴,使得价格似乎也与出租车持平甚至是低廉。

城市交通恶化,对于坐车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需要去做:出门再提早一些。至于在车上,乘客的身份使得ta能干很多事,包括睡觉、小憩、看看朋友圈聊聊天。

交通恶化,是每个人都需要承担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公共问题。但出行舒适,这个可和自己密切相关。交通恶化所形成的负反馈,是长期的。明天我出门是不是舒适,这是短期速达的反馈。

舒适这两个字,不仅仅仰仗车的本身硬件(车型),更重要的是车的状态,司机的服务态度。故而,舒适和服务可评价密切关联。

评价能起到效果,其机制在于滴滴和司机不是雇佣关系,也就是滴滴在司机和乘客之间,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裁判的角色。

有不少司机曾经抱怨过滴滴对乘客的偏向,这类抱怨在一些媒体文章上有所体现。

但恐怕这种偏向是合理的,因为服务业天然就应该是偏向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

这就是联盟性质的企业,和雇佣性质的企业非常大的差别。

滴滴有点类似出行领域中的淘宝店,它的运营人员某种意义上就是淘宝上的店小二,其根本立场在于服务需求者,而不是服务供给者。

具有一定效果的评价体系,是滴滴车感觉上会更舒适的原因,因为司机服务态度会更好,车况会更佳。

滴滴的整套服务,从叫车开始,到送达目的地,包括车行路径,都是数字化的。这意味着服务可追踪可回溯。投诉司机绕路,有很强的证据可供验看,而且滴滴还事先给了你一个参考价格。

至于安全方面,虽然也有零星不安全的事发生,但总体上而言,它未必比本地出租车不安全,应该说更安全才是。

这次各地的讨论意见稿,根据地方上情况不同,略有差别。但总体来说,都是把滴滴看成一个“高端出租车公司”。

这对滴滴很不利,这会影响它的“指数型增长”的目标。因为一旦高端,必然市场不大。

出行市场以价格从低到高排列,目前是这样的:

公共交通(公车/地铁)、出租车、专车/快车、租车(无司机)和私家车。

要让政府放弃公交优先的策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城市优选规划的。

但滴滴的联盟模式的确比传统出租车模式更好,也更有效。规模效应将降低成本,如果滴滴要自己采购车辆的话。

所以,我个人的结论很清楚:

比照出租车进行管理并无不妥,但具体政策制定上,与出租车相比,应更偏向专车/快车服务。

故而,考虑到一些大城市本身对外地牌有林林总总的限行措施,大城市的本地车牌要求是可行的,但户籍上理应放宽,车型上更应该降低标准。舒适服务和具体车型的关系并不大,1.6L的a级车未必不能提供舒适服务。

总的说来,滴滴的确已经是一家出租车公司,但它的生产关系比传统出租车公司很先进,联盟性质的公司组织,规模更容易快速发展,服务体系也会更优化。

滴滴所提供的租车服务,其舒适性与私家车更为接近,加之作为乘客可以省心省力,服务的可追踪可回溯也对相对可靠安全提供保障,长期来看,的确存在可能抑制私家车购买(主要是家庭第二台用车),从而减缓交通拥堵。

政府将其视为一种出租车公司进行管理并无太大不妥之处,但要把它限定为“高端出租车公司”,可能就是错的。

当下的出租车服务太过低端,以它为准绳视滴滴为高端从而去遏制滴滴的发展,但舒适度需求依然存在,只能将大众导向购买私家车之途,交通状况长期而言,只会更趋恶化。

额外的话

1,关于滴滴司机的职业化,其实有篇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公号“博望志”九日刊发过一篇题为“我是网约车司机,这是我的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滴滴司机的确在职业化,而且,收入并不怎么高。至少当下,月入上万,已经离他们远去了。

2,职业化与平台合作,并不是共享经济,这里面没有什么“闲置的东西、时间、精力”与他人分享。

说起来,安利这种直销公司,可能还有很多直销员是兼差做的,虽然卖出来的货是安利的,但兼差直销员显然利用了“闲置的时间与精力”,安利可算共享经济公司?

我以前做过几年证券经纪,其实有很多证券经纪人都不是证券公司雇佣的,有些客户也知道这个事,无非就是举着证券公司牌子,用的是证券公司交易通道、证券公司给你开的户,实质上不是证券公司员工有啥关系?这算不算分享经济啊?

3、公号“政见CNPolitics”前日发过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政府不应用出租车思路管理网约车”。讲到了凭信商品问题、开放型市场问题、薄弱市场问题,但独独没有讲到城市道路问题。如果从城市道路问题这个角度看,汽车运营服务并不是全然的开放型市场。

4、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近日判决称,Uber和出租车是不同类型的服务,因此可以对两者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判决里有一个类比:大部分城镇要求养犬人办理犬证,但养猫却不用办理猫证。两种动物之间有所差异。通常而言,宠物犬体型更大、更强壮,比猫更有攻击性,因此会造成许多人的畏惧。此外,犬只可能咬人,在户外狂吠,发出噪声。野猫通常是无害的,许多宠物猫只待在室内。许多犬主,除了同时也在养猫的人以外,都希望养猫也要办证。不过他们不可能说,政府没有要求“竞争性”宠物也需要办证,这剥夺了犬主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或导致他们受到了违宪的歧视。

我不觉得这个类比是成立的。狗和猫的确不同,狗有攻击性。但其实有一些狗,一点攻击性也没有。一样要办证。这一点倒是成立的:宠物狗要外出,但宠物猫大多数只待在室内。于是问题就来了,网约车待在市内么?在占据道路这个问题上,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各种车,都是一样。

一个地方被堵得狠了,就会对私家车也有管制性质。中国人搞摇号拍牌,老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歧视性措施:有些道路,车上只有一名司机不可行驶。

这个类别没啥好值得喝彩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以美国汽车发达的程度,我的确相信uber上“共享”的可能性比较大。

2016-08-16

标题里有三个关键词:

快速、低成本、狗血撕逼。

这三个都很重要。

国外有个学者,把新闻按照“人和事”做了两个维度的切割,拼起来一共是四类:好人好事、好人坏事、坏人坏事、坏人好事。

好人好事一般来说吸引眼球的可能性比较低,除非加点额外的东西。比如说,游泳运 动员经过拼搏拿了一个牌,这事本身注意力不高。但如果拿牌发生在知名国际赛事,那就可以有一些传播力了。如果这个运 动员本身还很逗逼,做出了超乎预期的采访回答,传播力就更强了。

坏人坏事吸引眼球的可能性略高一点,人类天生就喜欢看人家坏了事。幸福感是建立在别人不幸这个基础上的。

坏人发生好事,可以引发一系列阴谋论:这厮这么坏,咋忽然做了好事?这可以引起次生舆论高点,从而达到传播效果。

最容易引发传播的是“好人坏事”,也就是本不该如此啊。好人坏事里也有可能有阴谋论(比如这个好人是被什么促发的形成了坏事,估计被迫的?谁使坏啊?),而且坏事本身就喜闻乐见。

一旦好人坏事出现,诸位做自媒体的,就应该在半小时,哦,不,十分钟之内,立刻到岗。

半小时是指:应该出文了!

有个什么媒体征集慢评论,说一件事过去几天,事实比较清楚了,再来评论,会更有力。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因为这家媒体是腾讯网,人靠玩游戏赚了多少银子,你玩不起的。别理它。

不过腾讯稿费高,如果你就是奔着稿费去,赚那小几千银子,那你就玩玩吧。

心怀十万加未来要三板挂牌的雄心壮志宏图伟业的,小几千银子是不能看上眼的。

还有一个评论员,也成天鼓吹慢评论。

也别信他。

他所在的纸媒都快活不下去了好吗?他还和人打赌,说几年内纸媒要是没死,人辞职。要是死了,他辞职。

这逻辑,不能信,是吧?

所以,赶紧!

成本低很重要。

商业上,利润是什么?就是收入-成本。

控制成本特别要紧。

你又没几个可靠信源,也没什么采访能力,雄心壮志是挣大钱又不是什么社会责任,还要快速,

那怎么办呢?

有那么几招。

免费教你。反正我混吃等死,没有任何雄心壮志。

第一招,“事实”派。

事实派的意思,就是赶紧罗列你所能看到的一切信息。打个引号的原因在于,可以是小道消息。你处理的手法是:据网友爆料。至于真假,网友爆料嘛,你只是引述。

千万不要去求证。求证不符合快速低成本的要义。

收集这些信息的地方有:微博、微信公号。但请注意,不要放过微博评论、微信朋友圈。

如果实在不够,还可以求助历史。

比如说你要掺和明星离婚一桩事,你可以收集近一年以来的明星离婚事件,作为背景资料。

足以拼出大几百字,拿个原创标妥妥的。

“事实”派要讲究版式。

放几个暴走漫画的表情,弄几个咆哮哥的动图,必须的。

第二招,价值观派。

价值观派要讲行文功力的,就是文采要好。

价值观本身,倒是其次。因为其实是大路货。

比如说,某人和某人撕逼,到底撕逼的背后原因为何,谁是谁非,这个不重要。事实真相,这个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提炼出一种价值观,越多人接受越好?也不一定。剑走偏锋也是可以的。

你做的事很伟大。

因为你帮一部分人民群众说出了他们心中的价值观。

价值观派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输出,至于这场狗血大戏,只是你输出价值观的由头。

不然你没来由讲个大路货价值观干嘛?

再次重申:价值观派,要讲文笔的。

第三招,专业观点派

专业观点,输出的不是价值观。一般行文开头,应该有这句话:这场狗血大战,背后的故事我这里略而不谈。我只想分析分析,在这场狗血战中。。。。

这个“。。。。”最好使的,是“公关专业”。

因为现如今,狗血大战不是什么真的打起来了,无非就是我在微博上骂你,你在微信里反击。都是所谓“文本”。

只要一牵扯到文本,好了,公关分析、文案分析,就来了。

专业观点派应该挑明观点:***的公关很烂,输了。

至于真输了?

who knows?

当然,专业观点派还可以走其它专业,比如法律层面。离婚后财产怎么切割啊?小孩归谁啊?

法律问题虽然很专业,但请不要过于羞涩,大胆挑明。

法院又不会依靠你这个判官司。

第四招:索引派。

新闻嘛,都有人。狗血战中也有人。

有人,就可以以“人”为原点往下挖。

比如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公司啊。

推荐几个工具:企+、权大师、天眼查。

这些都是快速地搜索人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工具。

足不出户,即可画出一张蛮震撼的关系图来。

索引派一般用于企业家狗血战。而且有些人,还不自己出面做公司,调查起来略难。

如果你用了几个搜索工具没发现什么值得一书的信息,改紧换招。

第五招:特殊技能派。

特殊技能,是指一般人难以迅速掌握的技能。

比如说,你古文功底还凑合,可以马上来一篇:史记 ***传(模仿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来这个技能要求不高,二来篇幅太长,不适合快速这个要义)。

比如说,你对古诗词很有研究,可以马上来一首格律工整的七律,或者调一首词。沁园春好弄一点。

再比如说,你表情能力好,赶紧来段吐槽视频。吐槽内容可以参考上述那几招。

请牢牢记住快速低成本。

至于什么准确的信息增量、有价值的洞见,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半小时内。

最多,一个小时内。

以上内容,

如果插坐学院、馒头商学院、地心引力工场想要转载,

深表荣幸。

最后,向各位推荐来自新闻实验室,作者方可成的一篇文章:我们在粪便般的信息环境里生存。

—— 首发 扯氮集 ——

版权声明 及 商业合作

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创投基金投资合伙人。

2016-08-12

微博发布2016年二季度财报,业绩相当亮眼,利润同比大涨5倍有余。

在中国互联网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微博算是一个另类。它的独特点在于,很少有像它这样被舆论一致看好然后又一致看衰却又在看衰中崛起的产品。

2011年,微博在舆论看多中走到顶峰,一度有所谓“微博改变中国”的说法。

2012年,微博开始走上下坡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从“每天都要刷微博”到“现在还有什么人在用微博?”

2014年,微博上市,国内舆论依然不是太过看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微信及其公众账号平台吸引了太多的目光。

2016年,微博强势崛起,到8月份为止,股价已经连拉六个月的阳线。当下股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40美元。

股价的上涨,背后是业绩。打2014年上市之后,微博的业绩的确让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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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总营收盘子、广告收入盘子,每个季度的同比增幅都在40-50%之间,它的利润增幅真得可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打从2015第一季度开始,微博利润的同比增长,都是用倍数来形容的——当然,基数不大是蛮重要的原因。14年四个季度中有三个季度是亏损状态,15年到了Q2才算是正式步入持续性盈利阶段。

阿里巴巴于2013年4月入股微博,并为后者提供三年的业绩支持。一开始微博的收入的确得益阿里淘系甚多,不过时至今日,微博对阿里的依赖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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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微博宣称自己平台上的广告主数量达到100万。2015年Q3的时候,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50万。微博营收上的长尾化已经很充分。

作为一个居住在上海,而且经常跑跑北广深杭的人,我的确高频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已经不用微博了,我身边也很少人用啊。

我自己用的也少。我甚至在我的手机只有16G的内存时,一直没有安装微博客户端。

但微博的DAU和MAU,都是以每季度30%左右的同比速率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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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检讨了一下我不太用微博的原因:这个APP相当复杂,有一次我为了想找到我那点可怜的广告分成,找了半天。我不禁抱怨:是哪个产品经理搞那么复杂。

但完全可能存在另外一批人,他们只用微博的几个功能,其它功能毫不在意。也有可能存在一批人,每一次微博迭代都在使用,对他们来说,长期的使用已经让他们觉得并不难找子功能。

有点类似的情况是,我至今搞不明白windows系统上那个庞杂无比的QQ(mac上倒是简洁得很)以至于我很少用QQ,但这只是我的情况。

有一批人,QQ只是用来聊天或传输文件,再庞杂和他们无关。还有批人,QQ每次加一个功能出一个新版本,都在使用,当然不会像我这种猛然拿起就有一头雾水的感觉。

微博的老师:Twitter这两年相当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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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走势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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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近日有媒体爆料说,它计划将旧金山总部的1.7万平方米空间对外转租,算是开源节流。

与微博每个季度大致都有30%以上的MAU同比增幅相比,Twitter的用户活跃度在变差。到了2016年Q2,它的MAU同比增幅进入了负数区。

Twitter经常换CEO,以至于我的朋友开玩笑说,这家公司,已经有了一股雅虎的气质。

这是为什么?

Twitter长期利润为负,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原因:它的开支,与微博相比,有过高之感。

研发费用和销售、管理及行政费用这两项,在Twitter和微博的收益表里,都是重要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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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销售、管理及行政费用这一项中。Twitter这一块开支连续两年都占据了营收的一半,而微博则较为克制。

这可能是影响利润的因素之一。说白了,Twitter的人员开支占比比较大。

但这似乎很难去解释为什么Twitter的活跃用户量一直得不到快速的增长。

把Facebook的MAU季同比增长数据加入后,可以得到如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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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线是Facebook的,这个同比增长数字一直很稳健,保持在近15%的规模。考虑到Facebook的基数从2014年Q1就达到12.8亿(微博同期为1.438亿,Twitter同期为2.55亿),这个增幅是可以令人满意的。

同为社交应用,对于Twitter来说,Facebook是一个巨大的阴影。

而Facebook和Twitter其实有一点非常大的区别:Facebook重、复杂,Twitter轻、简洁。

看来,轻、简洁,并不见得有多讨好用户。QQ、微信,一点也不轻也谈不上什么简洁。

所以,我一直很怀疑“少即是多”这貌似充斥着哲理的话。

如果是产品早期,少即是多可能作为一种切入战术还是可行的。但到了中后期,至少在社交领域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相当复杂的一站式的集成式的服务胜出。

现在来看看微博到底干了些什么,让它在微信的阴影中,依然做得可谓风生水起。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微博和微信依然有其差别。

假设普通人张三因为一句“洪荒之力”而粉上了傅园慧,但他很难在微信上成为傅姑娘的“朋友”,从而几乎没有可能去看看这位“泥石流”运动员在朋友圈里究竟说了些什么。

当然,他可以通过关注傅园慧的公号(假设有)来完成follow这个动作。不过,微信公号是一个横跨PC端和移动端的产品。内容生产者需要借助PC,而内容获取者则在移动端。微信公号并不是一个纯移动的产品(微信公号倒是在小范围测试一个移动端的生产型APP)。

我们观察傅园慧过去的微博可以发现,她的言论、照片,很难套到微信公号的情境中。虽然都好像是一套CMS(内容发布管理系统),但微博和微信公号,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就意味着,即便在微信如日中天的巨大阴影下,微博理论上依然有其存在的空间,而不是死路一条。

无非就是看微博到底怎么做。

微博的方式是:下沉。

下沉的手段分为三个路径。

第一是向三四线城市乃至五六线城市的渗透。这是所谓用户社会属性的下沉。

第二是大V策略向中小V策略转化,微博称之为“垂直细分”,因为中小V一般都是垂直细分的,而不是公共型的。这是内容的下沉。

第三则是调性的下沉。与早期“微博改变中国”那种宏大调性所不同的是,微博上现在大量的内容都是吃喝拉撒式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国内一个网红孵化器如涵,旗下三十多名网红清一色全部在微博上拓展业务而不是微信。其中最有名的一位网红叫张大奕,在2015年双十一一个晚上,销售业绩超过6000万。她目前在微博上有400余万粉丝。

当你去观察张大奕的微博时,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些内容,和微信公号那个情境,实在不太搭:一般都是很简短的文本,然后要么就是配好几张照片,要么就是一段视频,最后很直接地导流到淘系上进行购物。

对于很多电商为收入模式的微博经营者来说,微信和淘系之间的互封,使得他们很难在微信公号上开展业务。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曹国伟治下的新浪系,对视频类项目一向独有情钟。2012年,我一个在职读研的学生,当时也是新浪的员工,就和我私下里提到,老曹非常看好短视频。就在当年,新浪投资了视频秀场9158,后者于香港上市。

微博目前可以利用新浪系视频工具有秒拍和一直播,前者大抵上属于录播类,也就是拍完了上传。后者则属于直播类,可以基于视频进行实时互动。

随着网速的提升和带宽价格的下降,视频很明显将得到极大的追捧。微博押注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直播类视频,方向并没有问题。

如果说微信公号带动的是一大波内容创业的话,微博可能会带动网红创业——或者,按照如涵创始人冯敏对网红的不接受,可以称之为达人创业。

虽然微博已经走出它的低谷,也书写了一个极其励志的故事:被全面看衰之下依然翻盘,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说,微博将回到它最鼎盛时期以至于腾讯都有一丝QQ即将受到威胁的状态。事实上,微博对微信的威胁并不大。

作为一个社交类应用的微博,说到底是兴趣图谱:关心发生了什么、看看有什么达人给我推荐,这当然是一种刚需,但恐怕没有微信这种完成人际通讯的刚需那么“刚”。

微博在用户属性的下沉上很努力,不过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估计,微博的的MAU在二线城市,以及三线及以下城市分别为微信的41%和27%。你可以认为微博依然有上升空间(比如借助视频类服务),但要想超越微信,可能性非常小。

微博的DAU与MAU之比,14年以来一直处于45%上下的水平。目前并不清楚微信这个衡量用户参与度的指标,但Facebook的数据是66%(亚洲地区58%)。

这可能和微博产品线的庞杂有关。

前文提到,社交领域的平台级产品都需要复杂的功能,而不是轻、简洁。但功能复杂并不等同于无序。微博诸项子功能从产品设计角度,有庞杂之感。

最后谈谈微博未来的商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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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反映的是每MAU的广告营收,今年一季度,微博达到0.38美元,二季度达到0.45美元。摩根斯坦利对亚洲同类公司这个指标给出的数据是:0.76美元(一季度)。Facebook在亚洲,这个数字是1.5美元(一季度)。

众所周知的是,新浪拥有可能是中国最好的互联网广告销售队伍。在诸家门户中,它单个流量所能带来的广告销售,即便面对中国流量排名第二的腾讯QQ.com,也丝毫不落下风。

但微博的广告销售效率并不高。

2016年一季度,微博的CPM价格为15元人民币,而微信朋友圈广告的CPM价格达到60元人民币,今日头条为40-50元人民币。

微博背后是100万广告主,长尾效应的确和朋友圈广告、头条广告不同。微博CPM价格较低,对广告主诚然是好消息,但对微博,可谓效率还有待提高。

这些数字当然可以说明微博并没有走到已无上升空间的境地,但同时,也可以说明,未来微博的主要重点是:打磨产品以提高DAU与MAU之比,提升效率以提高CPM价格。

这是微博三季度、四季度财报发布后,应该关注的重点指标。

—— 腾讯科技 首发 ——

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创投基金投资合伙人

2016-08-03

最近澎湃刊发了一篇“网络监管从紧,剑指内容生产灰色地带”的文章。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

这篇文章中第一段重点标黑的文字是这样的:“门户网站在中国的崛起,是在技术、市场和政府的三重红利背景下成就的。假如没有制度利好和新媒介技术风口,门户网站是不可能迅速崛起的。当年的制度设计者,出于对互联网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美好预期,给予互联网得天独厚的制度偏好,本着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赋予互联网企业空前的制度空间,让其在市场上享有宽松的制度环境。”

新媒体技术风口的确是门户网站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里面所谓的制度利好、美好预期、先发展后规范、宽松环境,其意是当时中国政策制定者,有意让其先发展,故作宽松。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还是要回到二十多年前一探究竟。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二十多年前在很多人眼里,算是“上古时期”了。

中国连入全球互联网的确切时间是:1994年4月20日,64k网络信道开通。这被国际上视为中国是一个能联入全球互联网的国家。这件事是当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在国家统计公报中列为1994年重大科技成就。

中国第一个WWW服务器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于94年5月建成的,并在这个服务器上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后来从中孕育出“中国之窗”。

中国第一个BBS是1995年8月8日上线的水木清华,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项目不同,这个清华大学的内部论坛不是一个万维网应用,但属于互联网应用。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1月的中国公用互联网全国骨干网建成并开通。

就媒体应用来说,最早触网的,不是什么新浪搜狐,更不是什么人民日报新华社,甚至不是省级媒体,而是一个杭州市的地方报纸:杭州日报。93年它就搞了一个电子化的《杭州日报下午版》。

今天人们回望中国互联网时,通常想起新浪搜狐网易,或者是百度阿里腾讯,其实喝头啖汤的,恰恰是国有势力:一批国有媒体。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走上互联网的,是国家教委主办的《神州学人》,1995年1月。

第一个全国性日报开办网站的,是《中国日报》,1995年12月。

到了1996年年底,一共有30余种报纸跑到互联网上发行电子版,另外还有20家杂志,大部分也是国有媒体。

96年年底,央视开始上网尝试,到了1999年1月正式对外发布网站。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电子版之后,正式开通《人民日报》网络版,同日,国务院****建立了“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这个中心后来开办了“中国网”。同年11月,新华社开通了新华网。1998年1月,光明日报开通网站。1998年12月,国际广播电台搞了一个“国际在线”。

中国政府真正意义上专门针对互联网的一个官方文件,是1997年3月国务院****就互联网开展对外新闻宣传问题的文件。因为当时互联网被冠以“国际互联网”,国内媒体搞电子版也好网站也好,就立刻和“国际”有关,自然是“利用互联网开展对外宣传”。

1997年这份文件,强调要统一通过中央对外宣传平台统一入网,后来觉得实在没操作性,在1998年10月,再次发文进行补充修改,允许申请独立域名,自建网站。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9年一个会议上,做过要掌握先进传播技术手段之类的讲话,但那个会议的主题是: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

可以这么说,刚刚开始兴起的互联网媒体应用,很大一块和“对外宣传”有关,当时的中国管理当局,是把它当成一个外宣口子来看待的。甚至一开始的想法甚至是统一管理,统一入口,完全是中心化的思路,与互联网去中心化背道而驰,谈不上是什么“先发展后规范,有意宽松”。

重点说说人民日报触网这件事,人民日报在国有媒体中的份量,世所共见。

人民日报触网发端于1995年10月,刚开始的做法是:把人民日报的信息放在新加坡的一个网站上,这是相当明显的外宣做法。

真正产生人民网,是1996年开始酝酿的人民日报网络版,推动者是蒋亚平。95年10月,他出任人民日报社信息化工作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筹办人民日报网络版。在担当这个职位前,他的身份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作的一个主任编辑,任农村组组长。从职位上可以看出,他绝非人民日报高层,算是一种中间骨干吧。

如前所述,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开通了网络版,但一直到6月,国务院****才批准其进入国际互联网。在1997年到1998年这两年不到的功夫,人民日报相继弄了日文版、英文版。它当时承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的声音传到世界。这一点,蒋亚平本人也不讳言:是代表国家与海外媒体竞争的一个重要阵地。

2000年8月,人民日报网络版改为“人民网”。到了这年年底,人民网的运营收入是:1000万元人民币。

而2000年的时候,有三家互联网公司以门户模式,分别于4月、6月和7月登陆纳斯达克,它们是:新浪(1998年12月创立)、网易(1997年6月创立,开始是做搜索的)、搜狐(1998年2月创立,开始是做搜索的)。

大致上,早期的互联网媒体就是如上所说发展。基本上两条线,各干各的。一路是国有媒体,一路是风险资本养大的互联网公司。国有媒体以外宣为重要任务,并不是以商业运作为主要目标。而互联网公司呢?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们倒是拷贝了美国模式来中国,不过争夺的却是国内市场。

1999年,这两路人马其实有一场小小的冲突。4月份的时候,新浪搜狐网易等八家互联网公司开了一个中国ICP联合发展高层会议,传统媒体居然被拒之门外。这个会议后的八天,有23家传媒也聚集起来开会,通过《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以示不满。

中国政府真正意义上出手管理互联网媒体的,是2000年4月对外正式亮相的国务院****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这标志一个专门管理网络媒体的管理机构出现。

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机构出现之前,中国有关管理部门,从来没把互联网看做一个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物。

2000年7月,中宣部关于网络工作的“西山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在国有媒体网络化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这个会议,做出了“新闻网站不得融资、不得上市”的决定。

这直接导致所谓的“千龙模式”的困境。这是北京地方上一次国有媒体的努力,集结九家媒体,共同打造所谓地方门户,但千龙模式中引入了一家非国有企业实华开1700万元的资本。为了清退这种“融资”,九家媒体不得不掏出真金白银来慢慢稀释掉实华开的股份。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在10月视察千龙网时,专门指示“以九家新闻单位养千龙网为主”。

更长远的后果是,像人民网这种先行者,一直拖延到12年才上市。这距离西山会议,已经一十二年。

西山会议的根本在于,管理当局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对资本驱动的极大依赖性。要说是中宣部有意给市场化的互联网公司留出竞争空间,显然是不着边际的。一方面,像人民网这种国有媒体跑美国上市简直不可想象(在国内上市又没有利润支撑),另外一方面,其时大部分国有媒体远不像今天这般经济上的困窘。通俗地讲,就是不差钱。

然后,有人恰恰忘记了,资本融入后的互联网公司,是可以做员工持股的。员工持股之下,打了鸡血般地疯狂奋斗的力量,是绝不容小觑的。

这哪里是什么制度宽松、政策红利。

制度上,其实有关规定,还是给新浪这种公司造成了一点麻烦的。

中国在1993年时颁布的电信法规,禁止外国投资者介入电信运营和电信增值服务,网络信息服务这类增值服务,属于信息产业部的政策性指导意见中外国投资者不能进入的领域。

新浪搜狐网易都是网络信息服务商,为了既能在海外上市,又能躲开有关管理规定,新浪率先发明/使用了“VIE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国内公司拿资质,海外公司去上市。国内公司与海外公司之间是协议关系。

VIE模式后来成了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通用模式。

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有五部法规出台。其中有三部法规,直接影响到互联网媒体公司:9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11月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类似要获取登载新闻业务资格的网络媒体,都必须是内资公司,而这些公司纷纷海外上市,采用的都是VIE模式。

VIE模式并不是什么制度宽松、政策红利,纯属江湖自发草创。时至今日,依然属于带有灰色地带性质的“公开的秘密”。之所以有关部门没有明示VIE非法,主要还是对吸引外资这件更大要事的考量。

前文提到的这三项管理规定,影响深远。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实就是对ICP和ISP的规定,无论是ICP备案制度还是许可证制度,都依据于此。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看似针对BBS这种应用,其实后来所有的有UGC(用户贡献内容)性质的服务,比如微博、SNS、乃至微信,都用这个办法比照管理。而新闻业务,更是这次对商业门户原创栏目取消的依据。也是张涛甫教授行文的一个事件由头。

2000年的时候,根据CNNIC官方统计,中国网民规模为890万,互联网只是刚刚开始(虽然94年我们就连通国际互联网了),可以说依然是一个蛮荒之地,市场远远未能形成。

新浪搜狐网易虽然已经上市,但依然在盈利问题上苦苦挣扎。新浪在资本压力下炒掉了创始人,搜狐股价长期在1元以下徘徊以至于总市值竟然低于其现金保有量,网易甚至爆出所谓假帐丑闻,后抛出CFO顶缸了事。

真正推动他们盈利的,是中移动的梦网计划,也就是大名鼎鼎后来又被广为诟病的“SP业务”。到了2003年,移动梦网中仅短信业务一项即为中国移动及参与计划的400余家SP创造了超过百亿元的收入。

财报显示,新浪搜狐2003年所谓无线增值业务(就是SP短信)占整个收入的5成以上,网易也达到了4成多。

但这一份雪中送炭,不是什么网络媒体的制度宽松、政策红利。媒体一脉的管理部门,无论是党这条线的中宣部,还是行政线的国务院****,对SP业务,管理甚少,也没什么由头去管理这个领域。

一直到要到2005年,中国网民才算过亿。中国网络渗透率达到10%(占总人口的10%)的时间是:2007年1月,CNNIC宣布中国有1.37亿网民。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互联网上的各种法律法规,已经层出不穷了。

总体来说,所谓意识到互联网这个先进生产力的,大抵都是业务层面的人才,不是什么管理最高当局。这些人才,有身处江湖互联网公司的,也有供职于体制内媒体的。不过这种意识,也是模模糊糊的意识,并不是说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互联网到底会如何如何。

互联网早期的发展,要说有人能高瞻远瞩,做顶层设计,有意如何如何,未免高看了人的智慧。坦率地讲,的确会有人认识到趋势性的问题,但要在政策制定这种带有操作性的细节问题——尤其是中国这种喜欢用门槛管理的国家——上故意搞点政策红利,不免有些今人的夸大。

2000年后,尤其是网民过亿后,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中国对互联网管理,其实文本上一直是从严要求的。至于有法可依下一步的违法必究还是不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6-07-29

一篇题为“没事别想不开去创业公司”,公号“Spenser的二次学习日记”,作者Spenser。

这篇讲述创业公司有多难对人要求有多高的文章,7月22日21点发出,次日午间阅读量已过十万加。

还有一篇文章,题为“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公号“野狼大势”,自称由野狼编辑部原创,但这篇文章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对《经济学人》一篇“China’s Middle Class”的编译,夹杂着野狼编辑部自己的些许观点。

这篇文章于22日下午2点推出,次日午间访问量同样十万加。(后来被删除,不过颇有些公号又在那里推出,微信中能搜到同名文章若干)

这两篇东西,结合起来看,是很有些意思的。

创业门槛的确是相当低了。

以前可能还需要一些资金,懂一点代码,才能进行互联网创业,到了今天,一个人单枪匹马就可以开始创业:只要你会写字。

我和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提到这样的看法:微信极大地降低了互联网创业的门槛,使得全然不懂程序代码的文科生,也可以大批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创始人(founder)。

这就是所谓“内容创业”的驱动力之一。

政府也在鼓吹创业,各地都有支持创业的政策,这里有安排就业的小算盘,也有借助创业来推动产业转型的大算盘。

但这些因素并不是全部。

在我看来,有一项更重要的因素:恐惧。

正是因为恐惧,才会投身到其实都明白的“创业维艰”。

这已经和赌博差不多了。

类似“没事别想不开去创业公司”这样的文章很多。

无非就是:创业非常艰难,创业公司的风险系数很大,无论是自行创业还是加入创业公司,素质要求极高。

类似“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这样的文章也很多。

无非就是:经济并不好,房价是天文数字,还有各种各样除却经济以外的因素,促发了太多中产们的移民念头。

不过,如果把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就是很明显的一因一果。

正是因为对未来的极大担忧,才推动大批的人投身九死一生的创业,以期辛苦七八年,安稳一辈子。

这里面绝大多数人,我以为,够得上“知识阶层”——大多数人都受过至少大专层面的高等教育。

这当然就是“搏一记”的想法。

一对年轻夫妇,每个人都年入40万(税前),即便在北上广,家庭收入80万,都不能说是低收入群体。

但对于北上广的房价来说,这点收入,杯水车薪。

需要不吃不喝十数年,才能拿下一套地段、房型、面积都还过得去的房子。

更不用谈赡养老人抚养小孩。

另外一边,

我所在的天奇创投基金近来有个项目,创始人在短短一年内,身价已经从百万当量级跨入亿这个级别,由于获得投资变现而产生的个人缴税,已过百万。

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靠工薪活着,绝不能达到心目中的小康,而且恐怕,遥遥无期。

Greedy is good.

电影《华尔街》里的一句著名的台词:贪婪是好的。

最根本的人性有两面:贪婪,以及,恐惧。

这在投资股票时很容易发现。当购买的一支股票涨停板后,贪婪(要不要持有等待继续上涨)和恐惧(要不要赶紧落袋为安以防回跌)交织出现。

回到创业这件事上,你的原动力,究竟是贪婪,还是,恐惧?

我的看法是:以恐惧为原驱力的创业者,创业之路,格局有限。

这一波创业大潮,当潮水退尽,裸泳的,大多数都是恐惧者。

乔布斯所谓“Stay hungry,stay foolish”中的保持饥饿,其实质,是贪婪,并非恐惧。

从恐惧和贪婪两个人性出发,诞生了自由主义的两翼:左派和右派。

左派倾向于保护弱势群体,比较推崇政府管理和社会福利。而右派由于贪婪,则欢迎竞争,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以恐惧为原点进行创业,和以贪婪为原点进行创业,看似一开始差之毫厘,其实走个几年,就会发现失之千里。

说到底,是内心深处如何看待“竞争”。

这一大波创业潮,太多人是一种因恐慌而创业。

比如说,这两天还有一篇公号文章“个人已经破产,靠还没倒闭的行业活着”,短短不到十个小时,也收获了十万加。

这篇来自公号读库的文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它所得到的那种追捧,其中颇可玩味。

Bill Gross,一个12岁就开始创业,后来弄了一个IdeaLab,前后折腾出一百多家公司的商界传奇精英,在TED上有一个主题为创业成功关键因素的演讲。

在论证“时机是最重要的因素”时,他这样说道:众所周知,Airbnb极其成功。但很多聪明的投资者与其失之交臂。很多人这样想:没人会把自家房间租给陌生人。当然,事实证明这个想法错了。促使Airbnb成功的,除了好的商业模式、创意和执行力,就莫过于时机了。这个公司在经济萧条顶峰应运而生,人们确实需要额外收入,这种需求克服了拒绝把家租给陌生人的心理障碍。Uber也一样,司机急需外快,这点非常重要。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下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如火如荼。并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恐慌。

在热如这个夏日般的创业空气中,其实,弥漫着的是,“无尽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