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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8

《聚焦》(英文名:Spotlight)是一部极佳的描述新闻行业的电影,无愧于获取电影业至高荣誉奖: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有一个影评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这部电影的风格:性冷淡。这三个字有玩笑的成分,但意思却大致不错:形容这部电影的叙事结构是朴实的,现实主义的,几乎没有刻意制造任何调动观者情绪的环节——比如角色之间的激烈冲突,慷慨激昂的陈词,或司空见惯的男女恋情。

虽然没有刻意制造,但电影中的几位普通记者还是让观者感到,他们行动的结果是有英雄色彩的,而这份色彩,恰恰是新闻行业最本身的价值和理想。与美剧《新闻编辑室》那种华丽的辞藻所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用的是细节。

比如聚焦团队的一位记者在苦苦守候多时费劲周折可以获取法院公开档案时,法庭工作人员告诉他:资料你不能带走,但复印室已经关门了。他掏出了钱包,说这里有八十三块钱,能不能借用你的复印机?八十三块钱这个细节足以说明,他掏出了他钱包里所有的现钞。这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细节,令人感动的细节。

不过,我同样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

巨大的广告牌,这是AOL(美国在线)的,第一代互联网巨头。2000年,它并购了老牌传媒帝国时代华纳,被当时惊呼为“蛇吞象”般的胜利。

就在片中生活在本世纪初的角色们还主要在使用笔、纸、剪报等工具时,互联网已经到来。

但这篇文章不是一篇影评文章,我要探讨的问题,和电影的艺术性无关。

这部电影取材于真实的事件,片中角色,各有现实人物去一一对应。《波士顿环球报》也是一份现实世界存在的报纸,一份屡获殊荣的百年报纸。就在14年,经营不善的它,一个关于斯诺登的报道,还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份报纸历史上获得过20次以上的普利策奖。

但就是这样一张报纸,商业命运却十分坎坷。93年的时候,它以1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纽约时报》,但到了13年,它就以区区7000万美元被《纽约时报》甩卖。当时,《纽约时报》不断售卖资产,甚至包括了自己的物业,以减轻亏损。在《纽约时报》手上这20年里,《波士顿环球报》不断被传出有裁员、劝退这样的新闻,甚至还有报社工会与《纽约时报》对抗的事件发生。

可以这么说,在传媒业巨变的今天,做出优秀报道和经营良好之间已经没有必然关系。史上20次获得普利策奖,并没有挽救该报日趋下滑的态势。这已经是今天新闻业痛苦不堪的纠结。

任何一个关心传媒业的人,都在探索内容和经营的关系,而且这么多年来,似乎并没有太好的解答。

3月1日,腾讯启动了一项名为“芒种”的计划,这项计划主要针对所谓自媒体,号称要投入2个亿的补贴来扶持自媒体发展。

这种巨资扶持自媒体,腾讯并不是第一家。去年,今日头条也召开大会宣布其“千人万元”计划:一千个自媒体,每个一万元/月,一年下来就是1.2亿。

还有一家巨头淘宝,也有类似的计划,主要由导购媒体构成的淘宝头条“三年预计发放20亿人民币”。

这两年,自媒体风起云涌,互联网巨头从一开始的流量支持,发展到了现在的真金白银的支持。他们都声称要扶持优秀内容。但在我看来,一万个、十万个自媒体的优秀内容,比起《波士顿环球报》这样的极具震撼力的深度报道,还是相形见拙。

在一个主要探讨媒体业务的群里,我提到了这样的观点:巨头们在拼命抢夺自媒体内容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机构媒体那种需要长达数月的深度调查?这些调查有它足够的社会意义,但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确无法支持起一个媒体的商业经营。有价值但商业价值较少的内容,才是最需要补贴和扶持的。

《聚焦》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新闻业的现实:1、深度调查需要时间,有时候甚至需要用年来计算;2、深度调查需要团队,聚焦团队就由四个人组成,而且个个都是行家里手,绝不是什么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其实已经是小型机构了。

这是实情。很少听说有人单枪匹马完成一项深度调查的,更是从来没听过过有人坐在电脑前面用一个晚上就写出篇深度调查的。

媒体有社会守望者的功能,这是经典的媒体功能论的结论之一。这个论点的延续就是:媒体是社会的看门狗。

看们狗很大一块通过“深度调查”来完成,因为一篇千把字的普通新闻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深度调查碰到了很大的麻烦。

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深调记者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在中国,媒体关闭深度调查部时有耳闻。如果说后者还有着特殊的国情因素的话,那么前者,纯粹是商业考量。

我不是不知道在中国完成一个社会性深度调查报道有着客观环境的困难,但商业性的,并没有社会性深调所必须面临的问题。

在国内,其实有这样的商业深度调查。比如某门户的科技频道,他们曾经做过非常翔实的一次O2O企业的深度调查。至于杂志业,这样的商业深度调查并不罕见。我们并非没有这样的内容,但是:1、这样的内容比起真正优秀的深度调查,还是有可提高的空间;2、这样的内容,商业上对媒体帮助并不大。

我并不是想说自媒体没有价值——我自己还经常被人称呼为一个资深自媒体人,我想表达的是,整个舆论场,以主观观点、个人看法、坐在电脑前一晚上就能写就的自媒体内容,并不能成其为全部。自媒体从来以评论见长,但如果内容就是评论,优秀内容就是优秀评论,这是我万万不能同意的。

更何况,自媒体以个人、小型组织为主,他们并没有也很难有特别的伦理防火墙。自媒体领域中,不乏优秀的评论内容,但同样,软文黑稿,更是随处可见。而在这一点上,并不是说传统机构媒体没有,但总是比他们有所收敛。

我虽然在大学任教,但并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我充分理解巨头青睐自媒体内容的原因:要说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公关因素,我是不信的。如果巨头对优秀的深度调查进行内容补贴,有没有公关效果?

从实操说,肯定有。我难以想象A巨头会给对自家企业做扒粪式的商业深度进行内容补贴。但这个市场并不是只有A巨头,还有B巨头会从竞争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现象。正如我一贯主张的是:没有一个媒体能做到纯粹的客观,谁来监督媒体?其它媒体。

财团、商业资本,入股媒体,以寻求一定的话语权,这件事古已有之,并不新鲜。媒体不说自家老板的坏话,也是实操层面的行业惯例。但这并不会构成媒体丧失监督职能。因为世上不是只有一个媒体,也不是只有一个巨头。

我们今天太需要对行业的商业深调,前文所提到的那一个O2O深调,虽然已然很不错,但还是不够。我理解商业公司在这种工作上出于经营考虑,难以再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做得更为完美。但恕我直言,这种事,自媒体压根无法承担其职责。

巨头们对自媒体如此慷慨大方,动辄以亿为计算单位,对商业深度调查,是不是能给出十分之一的大方呢?

难道我们真得要面对,一个资深的优秀深调团队,从此只能在电影中看到的结果么?

—— 首发 上海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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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天奇专注于互联网新媒体投融资,欢迎创业项目向以下邮箱提供项目BP:bp@skych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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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1

作者:魏武挥 魏永征

3月10日,新版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将付诸实施,02年版《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随即废止。这份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由在2013年根据全国人大决定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而成,本文有时简称“总局”,但并非以前只管广播电影电视的广电总局)、工信部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引起海内外很多热议。

本文作者注意到,有两个方向成为焦点。其一是关于外(合)资企业不能从事本规定定义的网络出版服务,这给一些外(合)资企业带来了一些慌乱;其二,大陆这两年“自媒体”概念盛行,很多个人或微型组织借助微信公众账号进行创业,有论者以为,这个规定对“自媒体”形成了所谓“自媒体地震”,因为获取出版许可证并不容易。

真的是这样的么?本文对这个规定做一些研究分析,主要是三个问题:1、规定管什么;2、规定怎么管;3、究竟何为数字作品。

中国大陆的法律法规一共分为三个位阶。最高位阶的“法”(比如刑法)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发布;中间位阶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以国务院令形式发布;最低位阶的“部门规章”则由各部委自行制定。本规定由总局和工信部发布,属于最低位阶的部门规章,理论上不得与上位法冲突。

本规定的第一个要点在于它的第二条,通俗点讲,这一条规定了本规章可以管什么: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网络出版服务,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网络出版服务,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网络出版物。

本规定所称网络出版物,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具有编辑、制作、加工等出版特征的数字化作品,范围主要包括:

(一)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内具有知识性、思想性的文字、图片、地图、游戏、动漫、音视频读物等原创数字化作品;

(二)与已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内容相一致的数字化作品;

(三)将上述作品通过选择、编排、汇集等方式形成的网络文献数据库等数字化作品;

(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其他类型的数字化作品。

怎样理解?

整个第二条,其实就是网络出版的定义(虽然很宽泛)。符合这个定义的所有数字化内容,都应该适用本规定。

在前互联网时代,管理当局、业界、学界乃至普罗大众,对出版的看法,其实就是“大规模的复制”。一个人手写一篇文章,不能视为出版。但如果进行有一定规模的影印或者索性刊发大众媒体传播,就是出版。

互联网上的内容,理论上存在无需经过大规模复制就可以得到大规模传播的效果。比如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上, 每天都有超过十万次阅读的公众账号的内容,但它本身的传播,并不需要一个复制的过程。

相应的,中国政府对于出版的管理,核心思路都是管大规模复制行为。报刊杂志当然在此列,游戏也属于新闻出版总署管理,就是因为早期游戏依靠光盘进行售卖,算是一种需要大规模复制的出版物。而电视广播行业,传统意义上和出版并没有太大关系(电视广播业与大规模复制的关系较远),所以隶属广电总局而不是版署管理——但DVD、唱片这种大规模复制品,版署就又可以管了。

一方面,2013年,广电总局与出版总署根据“大部委”的原则,合二为一,一方面,互联网兴起,管理当局需要对网络出版这种无需大规模复制即可获得大规模传播效果进行重新审视。

第二条的第二、三小条的内容其实很容易理解,无非就是物理世界中的实体内容在虚拟世界中的一次映射。关键是第一小条。

要点是两个:1、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2、具有知识性、思想性。

等字其实很宽泛,有覆盖一切的感觉。比较精准的是这三个领域:文学、艺术和科学。财经算不算本规定可以覆盖的领域?娱乐算不算本规定可以覆盖的领域?一个“等”字,怕也是能覆盖进来的。

如果说娱乐知识性思想性不足,那么财经领域,无论如何,都是具有知识性、思想性的。

更大的活扣在第四小条:总局认定可以规本法规管的,就属于管辖范围。

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要看一下“上位法”,就是“总局”的上级即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称为行政法规,就是2000年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那上面规定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等信息服务的,还必须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在2012年这件《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审核同意”改为“许可”。譬如已经取得了新闻登载的许可,是不是还要申领出版许可呢?我个人看法应该不需要了,因为两者内涵其实很难区分,何必重复呢。

当然,究竟如何实施,就看3月10日以后了。

在确定了可管范围之后,下一个问题是:怎么管?

答案是:通过牌照。

在中国大陆,开办网站是需要牌照的。最容易获得的牌照是“备案”。这也是经常可以在各种网站最底部能看到的:京ICP备***(后面是数字,京代表此网站报备地在北京)。

备案和许可,出现在2000年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

备案制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就是你需要报备。在获取备案的时候,建站者需要填报公司材料等。理论上讲,个人通过身份证号也可以获得备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个人获取备案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公司获取。

备案不是许可,所以备案理论上而言,对申请者并没有什么门槛限制。

比备案高一等级的就是许可。具体表现为网站底部是这样的字样:“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号”(俗称ICP经营许可证)。许可制和备案制除了对申请人有不同的要求外,还可以简单说:备案制就是只要符合硬条件就应该给,许可制并不是只要符合硬条件就必须给的;我可以颁发给你,也可以不颁发给你。。

在中国,所有服务器位于大陆的网站,都必须获得至少备案一级的牌照,而一旦涉及经营范畴,就必须获得ICP经营许可证。实际操作层面上,很多网站其实早就涉及互联网经营(比如张贴互联网广告),由于规模较小,一般并没有什么部门来挑剔你究竟是备案或许可。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规模大到上市级别的,统统拥有ICP经营许可证。

新版本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不提 “备案制”,有它的道理。虽说新版本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还在修订过程中,但是另一部“上位法”《出版管理条例》上面明确规定出版实行许可制。所以,如果互联网服务被确定具有网络出版的性质,就不能再仅仅是备案了。

第二章第七条 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必须依法经过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这一条,比起第二条里“等领域”或者“总局认定的其他类型的数字化作品”这种语焉不详的表达,很清晰地告诉了所有参与者,需要获得的是“许可”。

整个第二章,都是在讲述许可颁发的条件。这里面包括很多媒体在讨论的“第十条 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单位不得从事网络出版服务。”

我觉得对于第十条,舆论有点大惊小怪了。

前文所提及的ICP经营许可证,一般只颁发给内资企业或外资非大股东的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无法获得。

但中国有很多在海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是怎么取得经营许可证这一基础证照的呢?

答案就是:VIE制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安排,简单说来,就是内资公司申请牌照,外资公司(一般注册在某个群岛上)申请海外上市。外资公司和内资公司没有任何股权关系,有的只是一张合同:内资公司把它所有的权益转让给外资公司。正因为合同是可变的,所以叫可变利益实体(英文就叫VIE)。

VIE制度首创于2000年新浪上市,到今天为止已经十六年。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商业制度安排,虽然在明面上属于有点灰色地带,但互联网公司的投资人们早已不陌生这种制度安排,所以第十条的规定,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条文:

第九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至少1人应当具有中级以上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以及第三款除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外,有适应网络出版服务范围需要的8名以上具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可的出版及相关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专职编辑出版人员,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业资格的人员不得少于3名。

这给很多网络创业公司带来了较高的门槛。

以国内著名的问答网站“知乎”或者科普类网站“果壳”为例,这两个网站很容易被归于第二条第一款里所定义的: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里的知识性、思想性原创数字化作品。

按照过去的做法,他们获得一个备案即可开办,要求高点,获得一个经营许可证就完全没问题。

事实上,在这两家的网站首页下方,标注的都是京ICP备,没有经营许可证的标注。按照要求,获得许可证的网站必须在首页标注。有理由相信这两家网站尚未得到经营许可证。(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提到,未在其网站主页上标明其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新版规定下,他们很有可能要被要求获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而且,获得这个许可证的时候,他们需要:

1)主要负责人/法人代表得有出版专业的中级技术职称(按照大陆的体系,就是主任记者或者编辑职称)——第四十四条还规定,他们应取得总局统一印制的《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2)员工团队里至少有三人也有中级职称。

3)还要有至少五人获得一个资格认定,这个认定不一定是职称,但必须总局认可。

职称体系,一般常见于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比如大学里职称人人皆有,因为职称和个人收入挂钩。但在民营企业中,很多人并不具备职称,因为职称拥有与否与其个人薪酬毫无关系。

这一新规则,事实上给太多民营互联网公司带来了麻烦。像知乎果壳这种网站,规模已经较大,员工队伍在百人左右,总能去解决一二。更有很多尚在天使轮A轮投资的公司,员工不过十余人,找几本职称证书委实比较困难。本规章还特别说明,必须是“专职人员”——这意味着,创业团队必须九人起。

不过再说回来,是不是一定要死扣这个职称条件呢?条文中还有“具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可”这样的话语,“职业资格”和“职称”是不是同义也是可以研究的,这就给行政机关在实施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究竟怎么样可以得到认可,也要看实施的情况了。

大陆现在“企业自媒体”的概念比较兴盛。这个概念主要描述的是,企业通过开办媒体来获得注意力,从而使得其生意运转效率提高——比如,节省了大量营销推广费用。

企业开办自己的官网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早就有之。

现在的问题是,比如说一个饭店开办自己的网站,算不算“出版服务”?

如果严格套第二条第一款规定,饭店的网站也应该具备知识性、思想性(至少有一定的知识性,比如说一道菜的烹饪方法演示),那么,后面的许可要求,它该如何完成?

所以实操上会碰到一定的问题。不过第二条第一款说的是“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餐饮或可不在“等领域”之列。

然而,财经网媒、科技网媒,不在“等领域”之列,怕是难以说过去了。

最后一个问题:第二条里所谓的“数字作品”,具象表现为什么?网站?APP?微信公众账号?微博?

网站肯定属于被管范畴,本规定中前后出现过九次“网站”字样。这里的网站,从过去的操作来看,一般理解为拥有独立域名而非子域名的网站。

比如说,一个提供博客服务的网站是需要去获得一个至少为ICP备案等级的牌照,但从来没要求过在这个网站上开办博客的个人或组织,需要获得ICP备案。

大陆舆论场上热烈讨论的“自媒体地震”,我看是有点言过其实的。

微信公众帐号平台有必要去获得出版服务许可证,但开办一个微信公号,应该不需要。

如果开办微信公号的个人或组织需要获得出版许可,那么微博用户也应该获得,还有今日头条的“头条号”,淘宝的“淘宝头条”,等等等等。牵涉面实在太大,没有操作性。

第十条提到:“网络出版服务单位与境内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资经营企业或境外组织及个人进行网络出版服务业务的项目合作,应当事前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这里有一个与个人的项目合作。这可能和自媒体有关。

比如说今日头条的头条号,有一部分头条号每个月都获得平台的物质资助,但需要做出一月多少篇首发的承诺。这算不算项目合作?

假定被算为项目合作,那么,这个报总局审批是一事一议呢还是一揽子审批?

没有定论,还是要看操作性。

但要说自媒体地震,过于夸张。

不过,未来依据此规定对移动互联网里的APP进行许可管理,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安卓阵营里的APP,因为苹果本身在中国并不部署服务器,所有的APP都存放在境外服务器上,理论上中国法规很难管到(但不是说不可以沟通要求苹果协助),但安卓有太多中国本土的应用商店提供存储、下载APP服务,操作性具备。

如果被要求提供出版服务许可证而未能获得的后果是什么?

断开连接。

本规定由总局和工信部发布,工信部在“断开连接”(俗称拔网线)具有执行能力。

过去的操作中,未获得备案制的网站,中国大陆所有的ISP(包括云服务)都不会接受该网站进驻他们的服务器上。

未来,有可能类似的事情会出现:需要获得出版许可但未获得,不提供接入服务。

只不过,当下中国有近400万网站,这个存量治理,还得花上好多功夫。

还是那句话,第二条中的“等领域”中的“等”字,看覆盖多少了。

—— 首发 端传媒 ——

注:ICP经营许可证是最基础的一种许可,按照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并没有限定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但在实操过程中,外商独资或作为51%以上的大股东的合资企业一般无法获取这个许可证。而很多海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所从事的业务,远远超出这张许可证。比如新浪从事新闻业务(需要获得新闻业务的许可),优酷从事视频业务(需要获得视听业务的许可),他们所需要再获得的特殊许可,就明文规定只颁发给内资企业。而VIE制度,就在这种时候,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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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

2016-02-19

现在是0点12分(我拉开word写这篇稿的时候),再过五个小时,中国的iOS用户,就可以通过Wallet这个APP来绑定自己的银行卡,从而得以使用ApplePay这个功能。

今天我已经在朋友圈里看到各路媒体/自媒体都在说这个事,大多数文章聚焦于两个问题上:1、怎样开通这个功能;2、ApplePay到底和支付宝、微信这种,有什么区别。

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讲讲ApplePay在华前景如何。

观点很鲜明,旗帜很亮眼:前途黯淡。

Wallet在中国,一直以来是主要放电子登机牌的(当然,它也支持一些卡券)。

我经常坐飞机,已经非常习惯远程值机了。有些机场/航空公司也支持这种方式,但细心琢磨,其实是很有趣的。

我曾经在一个二线城市远程值机,到了机场后稍许晚了点,大概是临起飞前27-8分钟的样子。手上有个二维码的我一开始并不慌张,自以为不需要再去checkin。但当我到了安检口时,却被告知:我们这里过了30分钟就不能打印你的登机牌了,请去值班柜台打印一张。

是的,这个所谓二维码登机,其实是假的。你依然需要一张登机牌。

上海虹桥机场,凭手机二维码可以过,但依然安检人员会给你一张小票——其实就是登机牌。你回头上飞机在登机口时,要拿出来的。

与上海不同,北京首都机场就不需要打印什么小票,登机口支持二维码登机。

说上面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各位:所谓O2O,是要线下配合支持的。说得再重一点,不是配合支持,而是“取决于它们”。

ApplePay的原理和支付宝、微信的确不同。但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事是:商家愿意不愿意配合支持,使得客人能够用ApplePay来完成买单。

商家愿意不愿意,则取决于他们认为,有多少人会用这个方式。

iPhone在中国大概有1/3的市场,不过,并不是所有的iPhone都可以使用ApplePay。能使用这个功能的iPhone6以上机型,在中国市场,可能只有1成的份额,而且分布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城市。

这就是说,与几乎所有智能手机都能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所不同的是,ApplePay理论上能覆盖到的线下市场,也只有10%智能手机用户。(iPad系列产品,仅能支持应用内付费;Apple Watch的量,委实小了点,而且一般讲来,没有iPhone,这个苹果表实在没啥用。)

而且,有理由相信的是,并不是所有iPhone6(及以上)的用户,都会很乐意去使用ApplePay。我甚至怀疑有人到今天为止,还是崇尚现金+银行卡。我还看到过用iPhone但压根没有自己Apple ID的人(用家人的)。

对于商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强的动力要去支持ApplePay,我并不怀疑类似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这种商家会支持,但我怀疑的是更为广大的本地商家们的动力。他们并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第一时间去为客人开通这种服务。

客人这一端,有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使用ApplePay?

尝鲜当然没问题。但ApplePay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增量好处。

可以不带钱包了?支付宝、微信也可以让你不带钱包啊。我早已舍弃了我的钱包,出门就是一张身份证、借记卡/信用卡各一,外加百八十块钱应急。全部收在我的手机套里。

在有些商家处消费,你甚至可以得到一点折扣,比如,9.5折。

ApplePay目前没有看到胜过支付宝、微信的更多好处。

好像唯一称得上“好处”的,就是一个TouchID:按一下iPhone那个肚脐眼,就可以完成支付。这是很方便,但我个人以为,并没有比支付宝微信方便得让人觉得非它不可。

就我所知,无论是蚂蚁金服,还是微信,都有相当庞大的线下BD人员,他们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游说商家支持他们的支付方式。

这是一个人力活,半点讨巧不得。

我非常怀疑Apple的这种地推能力,尤其是,这个公司的人,一向很骄傲。说话中英文夹枪带棒,动不动冒出几个互联网词汇,未必讨本地商家喜欢。

地面的推广铺设,我估计,还是让银行去干——或者,银行找第三方地推公司合作。

因为整个ApplePay的体系里,银行是最大的赢家,不是商户也不是用户。

银行一直以来,是把第三方支付视为竞争对手的。

就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微信提现收费这件事,成本议题上,的确是银行对微信的第三方支付快捷接口,费率是高于银行间转账的。

因为第三方支付,确实在踢掉它们。

但ApplePay不是。ApplePay对既有的收费流程中这几方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收单公司、开户行、银行卡组织(银联)。

银行很欢迎这种方式。由于这种方式对手机有要求,故而我称其为“硬支付”。像支付宝微信这种对手机没啥特别要求的,我称其为“软支付”。

理论上讲,硬支付不见得打不过软支付,因为软支付需要你下载软件。如果支付宝、微信不是那么流行,推广一个软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更何况这帮做第三方支付的,算是半道出家,类似安全这种重大议题,积累并没有银行玩了几十年那么深厚。

硬支付其实很早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但由于当年中移动(运营商一侧)与银联争夺标准制定权,一场公案吵闹了数年之久,活生生地将这个市场拱手交给了软支付一脉。

滴滴快的开打后,移动支付中的软支付,就如火如荼地占据了这个市场。ApplePay入华,最佳时间点早就过去了。

ApplePay想要在中国获得亮眼的业绩,很大的变量因素在于银行。银行卖力,还有的玩,银行要是不卖力,ApplePay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前途。

银行会吗?

很简单一句话:A行很卖力地在商家那里费尽口舌成功让商家开通了ApplePay,结果很多用户后面绑的是B行的卡。这事怎么算呢?

由银联来协调吧,就像当年铺POS机一样。但铺POS机的时候,可并没有什么第三方支付,而且还是如狼似虎干劲十足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苹果在大中华区上押注越来越大。

数据表明,到了2015年Q4,大中华区的贡献占到了24%,与Q2、Q3相当,比14年Q4增长了两个百分点。

但这个贡献的背后是:大中华区营收的同比增长率:暴跌。Q1有71%,Q2有112%,Q3有99%,Q4只有可怜巴巴的14%。

之所以贡献能够持平,是因为苹果整个公司的业绩同比增长只有1.7%。

再不放手一搏,华尔街那边,难交待了。

—— 首发 钛媒体 ——

多说几句:

1、关于线下商家的支持问题。ApplePay通过POS机完成,但必须是支持闪付的POS机。中国目前的POS机铺设了2000万台,但有闪付的,700万台。所以,商家游说任务依然很重。

2、关于用户优惠的问题。各银行一定会推出一些活动:绑定本行银行卡用ApplePay可以如何如何。但在用户端,就碰到一些小纠结:咦,这里是中行搞活动,不是工行活动,我要不要切换卡?一旦有切换卡这个动作,所谓连点亮手机都不需要就不成立了。

3、ApplePay在支付的时候,无需网络支持,是POS机和银行发生通讯。这在一些网络不方便的地方胜出第三方支付。但我不觉得这个优势有多大。

4、理论上讲,基于硬件的支付安全性是比基于软件的高,不过后者今天的安全性基本可以信任。

5、最后,ApplePay在美国的市场表现如何?并不乐观。诸位可以自行搜一下,:)。ApplePay在美国碰到的问题是金融业太发达,同理,在中国它会碰到的是:互联网金融太发达。

6、关于ApplePay,王剑的角度这个公号今天推了一篇,很值得去看看。

2016-02-17

过完年,微信的一条政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条政策被普遍解读为:提现要收费了,因为提现这个动作银行端有成本,微信扛不住。

不得不说,这个理解,并不完全准确。

关于提现这个动作,到底会不会在银行端产生成本,还是要细读微信的官方解释:

有人说银行对提现并不收取手续费,为啥微信要对提现收费?

A:我们的成本产生来源于两方面:1.银行在第三方支付每次调用快捷支付接口时都会按金额收取手续费,2. 部分银行在提现时会再次收取费用,在此次调整中,微信支付选择承担了所有转账的成本,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引自微信公开课公号)

微信说:部分银行在提现时会收取费用。这个“部分”二字,是比较取巧的。微信没有说所有银行。中国的银行五花八门,有些地方上的小银行(比如合作社转过来的),的确存在这个可能。只要有那么两三家小行要收钱,那“部分银行在提现时会再次收取费用”这句话就是成立的。

你不能用“工农中建招”这种去理解“部分银行”。

重点是第一条原因:“银行在第三方支付每次调用快捷支付接口时都会按金额收取手续费”

这话什么意思呢?

设定这样一个场景:张三给李四发红包(转账、赞赏李四文章也可以)。再假定张三零钱包里没有钱,是直接从银行卡里付钱。

张三从银行卡里摸出一块钱,到了李四那里,李四存入他的零钱包,回头再提现。整个过程中,银行在哪里收费用?

答案是:张三。并不是李四。张三端有一个从银行卡里提钱的动作,银行当然要收取费用。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句话:银行在第三方支付每次调用快捷支付接口时都会按金额收取手续费。

但微信纠结的地方是,它不能问张三要钱啊。如果问张三要钱,张三更跳起来了。妈蛋,我都掏钱了,还让我再支付一笔费用?!

虽然道理上是在张三端那里产生了成本,但就是不能在张三端那里收费,这涉及用户心理问题。

能不能让张三发一块钱,然后李四收到9毛9分9厘?好像有点过于搞笑,虽然这么干,理也通。

没法子,只好让李四提现的时候交一笔费用了。即便道理上讲,李四端,只有“部分银行”脑子进了水会收取费用。

微信体系下,用户收发红包、转账、赞赏文章等一系列动作,的确都有银行费用产生。这点真心不假。

但微信没法把这事说透,或者说,它说了,可惜诸位不理。非要理解为提现这个动作,银行要收钱,银行被黑锅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更让微信纠结的地方是,发发红包,赞赏赞赏文章,都是碎钱。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我收到的文章赞赏数字,一般都在几块钱。这种碎钱,银行收费用的方式是按“笔”收的。

碎钱的单位成本高,这是常识。

不过,追问一句,这个银行收的费用,总体数字大么?

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里,有个假定,说的是张三发红包的时候是从银行卡里提钱的。如果张三是从自己的零钱包里发钱,理论上,没有银行费用产生的。

那么,到底是从银行卡里发红包多呢,还是零钱包里发红包多呢?

腾讯自家的一份报告里的数据是这么说的:

好像是零钱包里比例大啊!

(似乎有一定理由相信,用户赞赏文章的时候,也是大比例从零钱包出的)

所以,对于腾讯来说,有成本,但成本不是天文数字。到底多少,你如果知道,请告诉我哈。

腾讯是互联网巨头中的巨头,这点成本,我想应该扛得住。

但它还是要收费了。

有人说,这是在助攻支付宝啊。

支付宝在春节红包时,拼命追求的是“建立关系”。

前阵子我那篇讲支付宝红包营销的文章,很多人底下留言是:集齐五福,我就删了那些link。

现在,哈哈哈,我已经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说,以后支付宝转账给我哈!

妈蛋,你们用户真难伺候。

我一直说的是,微信红包,是个社交玩具,不是金融工具。

红包里的钱转来转去,和金融其实没啥关系,看着很热闹,但就是没商业用途。

微信前阵子推出了“零钱理财”,就是要把红包往金融工具里引。

提现收费,这个动作背后的意图就是:你收了钱了(无论是红包还是转帐还是什么公号赞赏),请在腾讯体系下使用它,比如购物,比如理财。

你提现出来,再到隔壁阿里那里去花钱,这事不行啊!

说到底,微信,确切地说,腾讯,缺少一个类似余额宝的东西。

有人说,余额宝利息低了,已经不再是成功的产品了。

说这话的,不懂金融。

余额宝是一个利息远高于活期存款的“账户”:T+0规则下,随存随取随用,不是“账户”是什么。

不要看到“余额宝”三个字,就以为这货是“余额”。这货不是第三方支付的余额,这货是货币基金,所以央行什么第三方支付余额消费一天不能超过五千的政策(讨论意见稿)管不着它。

货币基金归证监会管,不归央行/银监会管,余额宝妥妥地打了个政策空档。

这个空档只有“保证赢”三会合并之后,才有可能被补掉。保证赢三会合并这事有没有谱呢?好像又不怎么提起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腾讯搞金融,自财富通始,也玩了很多年。但以前基本不算,真正崛起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微信春节红包的时候。

马云曾经说微信春节红包是“偷袭珍珠港”,这话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偷袭珍珠港的,最后还是败了。

败的原因就是:积累不够,资源不足。

这是马云那边厢的看法。在腾讯眼里,结局未必就是败。

只是,套用一句俗话,支付宝走过的路,财富通都得走一遍。

你们巴巴地都提现不肯花钱,这是不肯帮我一起来建立场景啊。我就出规则引导你们去花钱。

慢慢建场景就是。

—— 首发 扯氮集 ——

多说一句,张三转账李四,不一定会笔笔都有费用。微信和支付宝走的都是同行网络。

2016-02-14

春晚结束,议论声一片。

关于春晚,我前阵子还写了篇东西,当然,已经没有了。

不好意思,第四段第五段,都被我说中了。

现在来说说跟着春晚的最大营销玩家:支付宝(蚂蚁金服)。

砸了2.688亿,当然是个营销行为。但这个营销行为,究竟在营销什么?

从“品牌露出”这点讲,支付宝也不算亏。2.688亿听上去数字不小,但被这帮主持人口播了五六七八次的,也算值了。毕竟,在一场人为制造的高收视率节目里,做个前贴片中贴片的,还得好几千万一个呐。

但对支付宝来说,这个其实意义仅限于防守:老被主持人提到微信,不是什么好事。这道理就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没事经常砸点广告银子大做广告一样。要说知名度,支付宝并不缺。它并不需要一台春晚来给自己的装机量打激素。

这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2.688亿,压根不是买用户量去的。

当年微信赞助春晚,也不是买用户量,买的是:绑卡量。财付通苦苦经营多年,不及那一晚所达成的银行卡绑卡量。这至少为腾讯后来的金融之路,打下了一个基石。

支付宝买的是:关系。

所谓集齐五福就可以分钱,背后的诉求是:你赶紧和一堆人建立关系去。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通过一己之力把五张卡全集全了。很多人可能需要通过交换才能弄齐那五张卡。

通过交换——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建立关系。

这是阿里系这么多年来,一直最为欠缺的东西。

不妨来盘一下,阿里系历史上是怎么“搞关系”的。

2012年某月,我去杭州,拜访了当时还只是一门心思弄guang.com而不是口袋通的白鸦。

在他的贝塔咖啡店里,我问这位前阿里员工一个问题:为什么美丽说蘑菇街能起来?

他给我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淘宝多年做商品类目,忽略了风格梳理这块,美丽说蘑菇街打的就是这个空档。

第二个答案:导购站这种东西,做零售的自己是很难搞的。

贝塔咖啡的马路对面,就是一个卖渔具的市场。白鸦指着那个市场说,如果你在里面碰到一个人和你说某家某家渔具好,你十之八九认为是托。但你要在贝塔咖啡里碰到个人和你说同样的话,你认为是托的可能性就会大幅降低。

我对白鸦这番话印象深刻,以至于三四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指着对面渔具市场说话的那个画面。而基于阿里电商这一块的社交,也一直仅仅在买卖双方的临时性关系上打转:旺旺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社交工具,它只是买卖双方在需要时进行目的性沟通的工具。

桌面时代,社交已经很重要,但重要性没到今天这个份上。比起搜索来,社交的所谓“入口”低很多。

但在移动时代,态势已经明显,入口地位在社交手上,不在搜索手上。

微信把持着社交关系,这让整个阿里系都很痛苦。

马云砸了重金来做“来往”,但来往的问题在于:它要完成什么社交目的?很多人是装了来往,都完全不知道这货可以拿来干吗。

来往甚至比不上旺旺,更不用和微信相比。

很快,来往偃旗息鼓,阿里系重起炉灶,走了一个细分道路:职场社交。

钉钉在我的视野中,也还算有些小成。

但钉钉依然,只是个细分。

从零售而社交,这条路不通。白手起家做一个纯水平社交,这条路也不通。

从金融而后社交,这条路通不通?

不知道。

那就试一试咯。

支付宝砸了2.688亿,买的就是用户关系。

今天做互联网的,都懂得花钱买用户这个事。

比如说,广点通里砸钱,10-20块买个粉。移动广告联盟里砸钱,20块起买个装机。

现在一个新问题是:对于支付宝这样不是很缺用户的APP,花多少钱买一组关系,是值得呢?

这个问题没人算过。有人精研过买用户这事,我没听说过有人精研买用户关系这件事。

阿里搞社交这件事,并不是有论者提到的“KPI问题”或者“团队刷存在感”,而是确有必要。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今天我打算推一款理财产品,怎么办?

往机场里去竖一块广告牌吗(这倒是银行经常干的事)?

拼命在APP里推送广告信息吗(这是新闻客户端干的事)?

前者显然已经不是今天的主要推广手法,后者会涉及到所谓骚扰用户问题。

今天最好的营销路径是:口碑传播。

但口碑口碑,还是依附于社交链上的。社交链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建立关系。

这就像腾讯要搞金融,用户绑卡是必要的前置条件。

至于说,这个关系在营销力量驱动下建立起来后,是不是有效/无效,这个就像绑定了银行卡会不会去理财一样,这已经不再是营销能回答的问题了。

支付宝对外口径是4亿用户,这4亿用户之间的link数量,是个天文数字。

以前很多人支付宝上没什么link,通过这次营销活动,多了十几个几十个link,这就是2.688亿买到的东西。

至于说,买来能不能利用好,这事和春晚红包,就没关系了。

至少,以后支付宝还想玩个“支付宝我的2016年”之类的H5,也可以考虑在这里的地盘里玩玩了。

或者,自己买了个理财产品再介绍家人/朋友买该产品大家都可得某优惠,也可以考虑在自家的地盘里传播传播了。

腾讯金融缺绑卡,蚂蚁金服缺关系。

缺啥补啥。

有趣的地方是,事后宣布亮眼业绩时,腾讯从来不会宣布绑了多少张卡,支付宝也不会告示建有多少关系。

不说的,才是核心要义。

—— 首发 钛媒体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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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