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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1

网上流传过一张图,大意就是美国的startup公司人很少但价值却很高。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Instagram,区区十来个人,就卖了10亿美元。而国内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感觉上都是员工众多。要这么多员工来做什么呢?其中一个用途就是“以人运营”。

这大概就是国内外两条截然不同的创业道路。准确点说,美国公司更倾向于“以技术为核心”,大部分工作交给计算机去做;中国公司则更倾向于“以人为核心”,靠人力运营,吸引用户,逐步成长。即便到了有所成的那一天,依然是人力运作。比如说,著名的“杜甫很忙”这个事,就有新浪员工坦承这是他们自家策划出来的话题。

从情感上讲,以技术为主去推动某个产品或服务的,总会获得更多的赞叹,这和互联网就是个技术工具是有关的。而用人力运营去做的,则会换来一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别是在一些媒体类产品,比如微博,说的好听叫“策划”,说的难听的,那可不就是“炒作”吗?

说到微博,就不得不以它为例来做一个分析了。从技术角度讲,新浪可能投入了不少底层的技术,但在用户层面,的确看不到有什么新技术在被使用。事实上,连微博搜索中的一些很简单的中文分词它都欠奉。但新浪有十多年的网络媒体运营经验,搞话题是强项。于是在新浪微博上,你永远不会缺少话题,有些是自然生成,有些,的确是有意为之。

运营为主,新浪是一个很典型的产品。技术为主,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豆瓣了。无论是豆瓣猜,还是豆瓣电台,都有技术底蕴在里头。豆瓣小组(部落)也并不缺乏话题——“杜甫很忙”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有豆瓣,并不是只有新浪微博——但豆瓣官方对此似乎从来都是视而不见。早期杨勃(豆瓣创始人)如何压榨一台服务器性能的故事被圈内人津津乐道,似乎这才是互联网公司该做的事。

我们就事论事,豆瓣的确是一个异类,这个“异类”异类到什么程度呢?做了很多年,没有任何一个巨头(哪怕就是卓越、当当这种离它最近的网站)去“借鉴”它。因为豆瓣当时的主体不过影音书三项,盈利模式只建立在在线书商的回佣上。当社交网络兴起,几个巨头纷纷介入时,豆瓣已坐拥数百万用户且拥有了良好的口碑,相当难以“借鉴”了。

但在我看来,大多数startup项目并不见得有豆瓣的那种时间上的“运气”。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纯粹利用技术来做产品的,是很容易成为借鉴对象的——毕竟太多的互联网技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独家之秘。技术可以被借鉴,但运营很难。毕竟天底下的代码长得都是一样的,但运营背后的人,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归根到底,我大概属于“运营派”这个阵营。这倒不是说轻视技术,而是在实际得不能再实际的商业江湖里,对运营侧重一点,是一个比较好的“防借鉴”之术。有一次我和一位腾讯的员工交流,他感慨腾讯微博起步每晚一天,就会被新浪拉开一年的距离。这和腾讯那种“I come,I see,I conquer”的风格极不相称。说到底,新浪那种运作话题的能力,实在是腾讯无法“借鉴”的。

2012-07-10

在“网络编辑”这个工种出现之前,编辑两个字大抵上还是颇受人尊敬的,虽然并不如记者那般风光。但门户时代兴起后,编辑两个字的含金量,不得不说,大大缩水了。

由于门户网站很少有信息是真正意义上来自自己的,特别是在中国,相关法律规定了商业门户只有新闻刊载权而没有新闻采访权,因此大批的网络编辑从事的,说白了就是复制黏贴(copy and paste)的搬运工作——听上去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早些年我在一家财经垂直门户做编辑的时候,一天能处理近千篇文章的复制黏贴,无非就是手快罢了。

然而就是这个听上去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工作,却让门户彻底击败了传统媒体。这从商业的角度再次论证了这样一点:信息接触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信息生产的重要性。

争辩者可以说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哪里来的什么门户。但需要明白的一点是:社会现实决定了,传统媒体A不向门户供应内容,传统媒体B必然会。

导致这种局面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接触的方式改变了。

一个颠覆的力量来自于搜索引擎,这是由人们输入一个关键词而获得信息的接触方式。一个关键词下,浩浩荡荡的链接根据一定的算法规则列表排列,说白了和专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围绕一个关键词做的信息展示,只不过一个是人工为之,一个是技术为之。搜索引擎兴起后,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它而不是门户去获取信息。商业上的较量结果已经很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2006年新浪的全年广告收入还比百度略高一点,但到了2011年,百度已是新浪的7倍。

如果说搜索引擎是让人们自己做自己的编辑的话,另外一个颠覆性力量“社交网络”则是让人们做他人的编辑。以微博为例,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是“跟随某人”。这里出现一个轮回:从人工(门户编辑)到技术(搜索)再到人工(跟随的人),但我们不再依靠“专业编辑”了,我们通过他人的眼睛在看世界。

用户自主性获取信息(无论是搜索还是社交网络)其实是在解构专职编辑的权力。他们对排版、加粗标题视而不见,仅仅是去寻找实质上让他们感兴趣的信息。

而正是这一点,恰恰又给传统媒体制造了一定的机会,虽然,需要做一些改变。

事实上我一向不把门户看成是新媒体——至多是利用了新技术的媒体而已,它的本质“信息推送”和传统媒体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定义的新媒体是:受众可以广泛且深入参与(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模式)的媒体形式。

这个定义强调了受众的主动性力量,而且和时间性无关。在这个定义底下,早于门户出现的BBS是新媒体,但晚于搜索引擎出现的hulu式视频网站(在中国的代表是奇艺这类不许用户上传视频的网站)是传统媒体。用户自主性的加强,决定了信息接触越来越重要于信息生产。

搜索引擎其实对传统媒体的帮助是很微弱的,虽然传统媒体开办的网站也在尽可能地做一些所谓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索引擎优化)的工作,但作为信息超市的商业门户的网页权重必然会高于它们的网站,使得很难让传统媒体在信息接触上有多大的作为。但社交网络兴起后,一扇小窗,向它们打开了。

印象中第一个在微博上出尽风头的媒体是“新周刊”,它甚至发明了早安晚安体。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拥有了504万粉丝——这可能十倍于它的发行量。与搜索时代不同的是,新浪微博很难截留它的广告,新浪微博也不会转移它的内容到另外一个与它毫无关系的网页上去——在搜索引擎里搜一篇文章,即便是新周刊原创的,你点开的链接,却极有可能是某门户网站的页面。而那个页面上的广告,和新周刊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接触信息的主要方式在从技术算法回归到跟随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我们看这个微博,知道背后有一个人(哪怕是某个组织的一个员工)。这些账号有时候会显个摆,有时候会卖个萌,还会犯一些可笑的错误,或多或少比硬生生的机器来得更像是个人。

这便需要考究编辑的功底了。过往网站编辑们对所谓的“摘要”是很不当回事的,大多数文章的摘要无非就是这篇东西的前一两段文字而已。但在微博里,在排除了超链接所占用的字数后,余下的一百来个字,如何更好地突出这篇文章的卖点,使得粉丝们能够点击进去,着实是一门手艺活。

网络编辑今天已经演化到不仅仅是复制黏贴了。比如说,给文章加上关键字,这可以使得同类文章出现在该篇文章下方,从而让“老文章”获得被重新接触的机会。再比如说,给文章修改标题。一个好的标题会带来更多的信息接触,当然反之也会让原作者有苦说不出——我给传统媒体的专栏标题有时候会被门户编辑们改得完全不是我想说的那个意思。无论是加关键字还是起标题,都是考量编辑的功底的,绝非复制黏贴那么简单。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媒体在招实习生去维护它们的社交网络账号,就会感觉非常不理解。140个字的微博就能说清楚一件事,提炼出一篇文章的精华,那需要多少年的文字浸淫才能做到。或许他们认为,那只是个信息入口,重要的是文章本身出彩。

但委实他们忽略的是,在信息远远供大于求的今天,一秒钟内打动受众去点击那个链接,那是含金量极高的工作。

近日,两家媒体的记者编辑们,就一个“记者是否能从事独董工作”的话题在微博上唇枪舌剑,争论不休。事情起源于A媒体的房地产板块的新闻总监将成为某香港上市公司(还是地产公司)的独立董事,而B媒体的一名记者认为此举有违新闻伦理,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为避免利益冲突,一力主张记者不该从事独董,特别是自己所攻行业的公司独董。此番争论,吸引到了其它媒体从业人员、高校学者的注意,加入战团站队者有之,旁观中立思考者亦有之。

平心而论,就新闻伦理和专业主义而言,记者从事独董很难说得过去(尤其本例中一个房地产行业的新闻总监去做地产公司独董)。A媒体关于独董都是兼职的论调不太得以成立。因为逻辑上是这样的:即便独董可以兼职,记者未必就可以兼职独董。新闻报道要求所谓“客观中立”,要说做了独董不对所服务的公司有所偏袒或者忌惮,的确难以服人。

中国没有一部《新闻法》,但关于新闻的律条倒不稀缺。来自中宣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关于新闻采编从业人员管理的规定》第七条明文规定的是:不得在无隶属关系的其它新闻单位或经济组织兼职取酬。注意,这里说的是“经济组织”,故而记者在高校这类事业单位里兼职做个教授、研究员什么的,是完全可行的。

不过,就实际操作来讲,记者出任上市公司独董,这个案例绝不是第一桩。比如现为《每日经济新闻》评论版主编的叶檀女士就于今年5月出任一家ST公司的独董。其实比记者做独董更让人觉得不放心的是投行从业人员去做独董。这里面的利益纠葛,就实在太大了。

从证券市场这一端来看,做独董最重要的是“专业”。说起来独董这个职位的设计是很有意思的,一般情况下由大股东所控制的董事会去聘任,但TA又不应唯大股东马首是瞻,在必要的时候,必须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去和大股东所抗衡。我一直认为美国独董的设计,来源于他们政治体系中的大法官、联储主席这类职位设置的思想。后者由总统提名,但却不向总统负责。一旦上任,基本就是“自己说了算”的角色,也不乏和总统唱对台戏——而这一切,来源于自己的专业操守和专业判断力。

现在我们回到这场争论中,该名新闻总监从事房地产行业报道,想必对地产这个行业是有专业的判断力的,而他本人作为一名记者据说口碑也相对不错,应该对其专业操守也有一定的信任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那家地产公司去聘任他做独董似也顺理成章。但问题在于,人都是会变的,在利益面前是否能一以贯之,这谁都不知道。更何况,这位总监出任独董的薪酬是30万港币一年,这委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内地市场上独董的平均年薪也不过5-6万人民币,不到10%的独董年薪刚刚超过10万。

独董这个行当,一向争议性很大。且不论中国资本市场上独董历来有花瓶之谓,即便是在相对更为成熟的美国证券市场中,独董的设计在安然和世通事件后,也被诟病极多,以至于美国政府匆忙间拿出一个萨班斯法案来应对,还是被批评过于草率,有借经济法案平息政治风暴之嫌。可以这么说,独董体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极多的细节问题尚待考量,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相当复杂,几乎可用“浑水”来形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姑且不论记者是否适合去做独董,一名从事房地产报道的记者(还是总监级)出任地产公司独董,是有些不智的。但我进一步以为,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媒体组织的事。比照路透社的内部规定来看,该机构并不禁止记者去从事独董,而是在路透社批准的情况下才可赴任。路透社的逻辑很清楚,一旦本组织的新闻从业人员去担任独董,那么,路透社这个媒体就必然(而非应然)要背负报道上的连带责任。这不是一个个体的事情,而是整个组织的事情。

中国很多媒体都有内部的管理规定,我并不知晓这些管理规定中是否有这么一条“本单位供职人员兼职独董需经本单位审批”。如果没有,倒是可以考虑加上。这一点上,“以夷为师”并不错。要知道独董这个位置,并不如这位新闻总监所说,只是个“小小的独董”。

—— 南方都市报约稿 ——

题外话:这件事后来以总监辞去独董收场,但这件事在微博的讨论中,A媒体的表现有些不妥,特别是总监在辞掉独董后发的一条长微博,充满着对B媒体的质问:你也没见得干净多少;以及对整个媒体行业的质问:整个媒体就是不干净的。以此来论证你们凭什么批评我,逻辑上相当谬误。这种谬误的逻辑可以参看这里。

石扉客后来写了一篇东西,值得看一看。

2012-07-06

360的周鸿祎从来不是什么善茬,自从06年成了奇虎公司的掌门人后,几乎每年都会和竞争对手展开激烈的网络口水仗。一路打来,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失手(360安全系列产品的覆盖量是一个佐证)。这次,有鉴于移动互联网的风起云涌,最终决定进入智能手机领域,与另外一个手机制造商小米老板雷军在微博上展开了新一轮骂战。

有人用“秀下限”、“无底线”之类的词来形容这场口水仗。是,必须要看到的是,双方隔空对骂,用词确有不雅之处(这方面周比雷更过一些),也纷纷动用所谓水军围攻对方。周鸿祎更是在小米融资两周之前便疑似探知了秘密且公之于众,小米阵营则通过拆机指责360手机做工粗糙,甚至把早年(05年,彼时周鸿祎刚从雅虎中国离职做他的天使投资)现任奇虎总裁齐向东参与到“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的事给挖了出来,意图打击360阵营。在进攻对方的同时,各自又自卖自夸,言语中亦有夸大做秀之嫌。

反观国外巨头竞争。最近连续三场科技盛会,从微软到苹果到谷歌,都至少拿出了让人眼睛一亮的产品或服务:微软的带键盘Surface平板、苹果的iOS6、谷歌的眼镜。在艳羡之余,论者不禁感叹,为啥国外科技巨头就全力拿出创新性产品相互PK,而国内大佬们就喜欢动用嘴皮子呢?也有论者认为,是周鸿祎开的战端,颇有借助小米手机炒作自家手机,所谓“骂营销”。道德高尚人士甚至直至商业伦理,认为双方均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有所欠缺。

不过,我倒没那么悲观。在承认嘴仗的确有所污染“媒介环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的是,公司正在日趋透明(transparency),而这一点,就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言,是正面的力量。

一般而言,只有上市公司才会披露本公司业绩情况,非上市公司是没有这个义务的,故而前者比后者透明,前者也比后者更接近现代公司治理。然而,即便是它们,也只是披露业绩和一些重要事件(还是选择性的),至于公司的产品原材料采购、制造流程、工艺等等,皆属“商业秘密”,不会细谈。

早年对于将公司放在阳光下的努力,主要来自于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和看门狗,亦出于追求眼球和发行量的物质动力,媒体对公司的监督从来没有断过。

但媒体是可以收买的——虽然很多媒体从业人士把“专业性”挂在嘴边,不过面向媒体的公关从来是公开的秘密。早年《财经》杂志炮轰银广夏,《金融时报》内参揭蓝田股份,之所以轰动一时,也不无“实在稀缺”的缘故。

随着UGC媒体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公司批评出现了。类似微博的社会化媒体,又让这些公司批评传播得更快。更重要的是,竞争性公司之间,它们绕过媒体,直接向对手喊话,在互揭对方之短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产品服务。毕竟,骂人是爽快的,但如果骂人之人自己也有很多的确该骂之处,也不是什么好事。

UGC媒体让公司变得更为透明。比如,一个未上市的公司对某些问题,可以不做任何表态,媒体采访时可以谢绝回应。但对手在微博上杀过来了,不回应显然就会显得心虚,会被大众认为有猫腻。但表态又不能说假话,不然被对手揪住小辫子越发难以收场。如此反复,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下,又有什么不好呢?

周鸿祎在微博上这样说:“有人批评我,说和雷军对掐影响了企业家形象。不对,消费者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辨别手机好坏的能力。消费者不是傻子,能辨别信息的真伪。但没有交火,信息就会被掩盖,被忽悠的只有消费者。如果我和雷军都做牛奶,就没人敢掺三聚氰氨,都做食品,就不会有苏丹红地沟油。消费者利益比企业家形象更重要。”—— 这话刨去可能有的自我辩护和标榜的成分,理还是对的。企业就对手的产品细节互相抨击,只会让各自的产品越做越好,而不是反之。

事实上,竞争性的行为,互打口水仗没什么大不了的。特别是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一个公司很难建立起所谓的“话语霸权”——对手也不是吃素的。而如果从商业推到整个社会,我们就越加会发现,放在桌面上的口水仗,总比私下里彼此勾兑建立同盟,来的好得多。

—— 《东方早报》约稿 ——

多一句不方便在报上登的话:如果你欣赏美国、台湾之类的民主选举制度的话,就应当知道,选战也是口水仗,而且能涉及家人,必定涉及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