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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5

文/魏武挥

联网非常擅长于一件事:毁词。压根没有大半年的功夫,一个被造出来一开始视为正面褒义的词“互联网思维”时下已经有一些负面贬义的意思,写文章再提这个词,颇有一些拾人牙慧的感觉。然而,我所看到的,大部分对互联网思维这五个字的解读,都流于表面,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用反话正说的方式,加以讥讽。而事实上,早在2009年,就有一本书出版,虽然没有明说“互联网思维”,但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互联网思维,就是这本由财讯首席战略官段永朝所写就的《碎片化生存》——有意思的是,大规模使用“碎片化”这个词,是从2010年才开始的。

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词非常火热,那就是“云计算”——这个词后来一度消沉了下去,拜大数据一次所赐,最近又开始红火起来。段永朝自云计算这三个字出发,并从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中所提到的“云”和“钟”得到灵感,写下了一篇题为“网民改变世界”的自序。在这个自序中,他提及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之间那种云中有钟,钟里有云的交织关系。

我愿意从这篇序言开始,再次出发,谈一谈我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思维,那就是云的思维,而不是钟的思维。

钟是什么?它是一个结构化的事物,而且十分笨重。组成钟的任何一个小片(甚至是一大片),都不再是钟,因为起不到钟的功能。钟一旦被打碎,再复合成一个钟会变得相当困难。一口大钟放在地上的话,会有十足的威严感和压迫感。如果是一口小钟,想要让这口小钟变成一口大钟,大概除了把这口小钟重新融化掉,再重新加入原料铸钟就没什么其它法子了。你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叠加方法,让十口小钟变成一口大钟。

但云不是。十朵小云只需要非常简单的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朵大云,而一朵大云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成为另外一朵云。云并不结构化,它的外形可以随时发生变化。云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对云本身来说,既重要也不重要。更有趣的是,云的每一个部分位置都是平等的,云倒过来还是一朵云,而钟倒过来人们就会说:这口钟放倒了,但人们永远不会说:这朵云,看着有些歪啊。

钟是固化的,一旦被锻造成钟,它的体积就不会再变化,云可以稀薄,可以厚实,可以延绵千里,也可以浓缩成厚厚的但又是小小的一朵。这个意义上讲,云,比钟,灵活多了。

人类文明从农业时代走来,到了工业时代,然后进入今天的信息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规则。工业时代的规则是:一切都结构化、体系化。其实计算机里一直到今天还有这种钟的思维方式,比如目录的嵌套。在只有一个拷贝的前提下,你很难做到在多个目录夹里出现同样的文件——除非你在多个目录里建立所谓的快捷方式去指向目标文件。但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名为“tag”(中文其实没有太好的翻译方式,一般称为关键字或者标签)来标记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可以拥有多个tag,这就意味着经由不同的tag,都可以抵达这份文件。换而言之,一个目标文件的路径是可以多个的,但在计算机里,一个目标文件的路径,只能有一个。

云的思维,具体表象就是网状结构。信息的组织是网状的,而不是什么目录套目录的。早期的门户网站依然有工业时代的痕迹:一级频道套二级频道,二级频道套一级栏目,一级栏目套二级栏目。所有的信息各就各位、井然有序。频道也好栏目也好,其实也是一种关键词(比如财经频道,财经就是一个关键词),但频道栏目这种关键词是有等级的:这个栏目从属于这个频道之下。而在搜索引擎里的关键词,是没有任何从属关系的。你可以说关键词A和关键词B有关,但你说不出来关键词A还是B等级更高一些。网状的信息结构,去中心化的信息结构,没有等级。

信息的组织结构开始网状化,商业社会里的组织也开始网状化,当然,商业组织不可能变成彻底网状化的结构,至多就是一个扁平化的结构。但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迁移的背后逻辑是:它更注重个体的力量。与工业时代的那种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不同,人和组织的关系,并不是流程的关系,也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没有太多的依附与被依附(不是说完全没有),这就出现了格兰诺维特所谓的“镶嵌”。

网状化的出现,导致了另外一种人与商业组织的关系,这就是罗振宇所谓的“U盘式生存”,他视过去组织的雇员是一种“硬盘式生存”,相对固定,迁移不易,而我则认为过去组织的雇员们共同构成了一口钟,这口钟的一小片想成为另外一口钟的组成部分,中间的麻烦可想而知。而且离开了种,这一小片就啥都不是。今天的人可以寻找找“云的生存之道”,可以加入到一朵云中成为它的一部分,也可以独立成其为一朵云,再小再碎片也是一朵云,而不是不成其为钟。

碎片化生存是一种云的生存方式,这是最核心的一种“思维逻辑”,而不是必须从属于某个结构。要说互联网思维,既然已经提到了思维二字,如何赚钱,如何经营,那就过于表象化了。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碎片,就是云。

世界,是一朵云,不是一口钟。

—— 网络传播 供稿 ——

说明:

1、本博客文字,除特别注明外,均为本人原创,可以自由转载,谢绝长微博形式转载;

2、转载时请注明本人大名,魏武挥,不是魏武辉,不要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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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不接受商业文章(俗称软文)撰写的合作,不要再询问我如何合作法。

2014-04-14

蒙Miss Why授权,得以在此处复制全文如下。Miss Why乃上海东北职校研究生毕业,我与她认识颇有年头,曾经就新闻媒体这类问题与之争辩,说哭她两回。不过她毕业后投身媒体赚钱事宜,慢慢领悟本人之伟光正(哈哈)。本文为其经验所谈,颇有本人理念影子,故而我说:教书八年,真学生者,仅此一人。

本文原载Miss Why公号,公号微信号为misswhy77,文末附有Miss Why无码真容,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她公号并勾搭。正文中所提及回复**查看,都是在其公号上可得,在我这里,没用。

—— 正文分割线 ——

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从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如果选择进媒体,有八成是去做记者编辑的。

也许是硕士才读了新闻的缘故,在我的同学里,去党媒而非市场化媒体的也占了近八成。

如果把这个圈子扩大到我目力所及的媒体圈,恐怕有八成媒体人是“忧伤”的——或是对拿到手的薪酬不满,或是对未来职业路径的迷茫,或是对整个行业近两年所遇到的衰退和瓶颈而感到不安……总之,多少都抱着一颗随时准备“华丽”转身的不安分的心。

很“不幸”,我好像一不小心,都成了另外的那两成。

这几日有颇多关于“媒体人”的讨论,例如伯通《苦逼的媒体人,你为什么还不转行?》(可回复“苦逼”查看)、魏武挥的《那些出走的媒体人们》(可回复“公关”查看)和《走还是不走,是一个问题》(可回复“出走”查看),以及朱学东的《传统媒体养了太多懒汉》(可回复“懒汉”查看),无一不戳中传统媒体人(尤指记者编辑)的痛点。

说出来也不怕得罪同行前辈,我基本同意各位老师们的观点。但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同义反复,作为那不怎么被关注到的两成,我想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说老师们没有提到的另一些媒体人——非记者编辑的经营人——在做些什么?

你做经营,但不是销售、不是发行、不是市场,那你是干嘛的?

首先来做个简单的科普,如果一定要按人头数来划分一下新闻媒体内采编和经营(包括行政等)的比例的话,几乎是对半开。记者编辑的工作是生产有价值的新闻,而如何把新闻更有效地传播出去、如何赚钱养活记者编辑等,则都是经营部门的事儿。

上百年来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都十分简单粗暴:广告(从客户)+售卖(从用户)。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渠道开始承载媒体的功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信),传统媒体不再垄断用户获取信息的入口,广告收入和发行量都在日益缩水。以友刊《财经》杂志为例,“《财经杂志》之营业收入在2013年呈停滞状态,没有增长,这种情况前所未见。”而财讯传媒公司净利润则从上一年度的3220万降至1740万港元,下降46%。

衰退不是个别现象,更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只不过让许多传统媒体惶惶不可终日的是——广告卖不动,读者也不买账,收入减少,该怎么活?

这里要再纠正一个概念,不是所有的媒体都是新闻媒体。“新闻”理应对公众负责,不能被贩卖;但除了新闻之外的其他媒体“内容”,则可能具备显而易见的商业价值。这就好比,大家早就接受了时尚杂志里面几乎都是广告,只不过被包装成了非常高级的软文,但这依然不影响你愿意消费它精心的排版、高大上的图片和组织化的内容。

但这里我主要探讨新闻媒体的经营,让我来拿这年头收入不减反增的新闻媒体——经济学人——来举个例子。

2013年,经济学人集团的总收入为3.46亿英镑,比2012年增长了0.3%。其中来自广告的收入为1.05亿,仅占30%左右,也是历年来最低的一个比例。那经济学人靠什么赚钱?

除了众所周知的The Economist这本新闻周刊外,经济学人集团还有许多其他业务: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相当于智库,提供咨询服务)、CQ Roll Call(向国会提供和选举、立法有关的资讯服务)、TVC(市场营销公司,包括制作和售卖视频产品)等。

这些业务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依然符合经济学人严肃和权威的品牌形象,主要售卖以内容为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换言之,更多的人通过The Economist知道了经济学人,而经济学人则通过多元化的经营,用其他的内容产品来养活了这本新闻周刊。

所以,再回到这段小标题里的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经营部门做内容。和生产新闻所不同的是,有商业诉求的内容生产有更明确的受众、产品形态和售卖方式,是一种更公司化和市场化的运营。

而“做内容”只是目前的答案,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可以说,我是在“做产品”。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孟德斯鸠曾说,“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然而古往今来,人们的直觉和喜恶常常与之相反,很难谈“钱”不色变,真是奇怪的事情。人们一方面享受着发达的商业社会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富足安逸的生活,一面痛骂着商业和商人,好像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我在上一篇Miss Why里,写了在台湾和David Kohler先生的一次专访。很多朋友来问我,为什么在自己的公号里写一篇软文呢?而后台的数据也告诉我,因为这篇文章,我直接掉了几十个粉(当然,大概也有我长久不更新的缘故吧),我真是哭笑不得。

科勒是我非常喜欢和欣赏的一个企业,是他们在140年前发明了浴缸,并一直致力于改善人们在浴室和厨房的生活体验。他们在艺术和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会把90%的利润用于研发家族企业,和其他急功近利的企业所不同的文化。(可回复“11”查看文章)

因为在经营部做内容的缘故,我接触到了一大批类似的优秀企业——参与并见证了人类数次工业革命发展的西门子、GE,通信行业升级换代的幕后功臣高通,致力于大数据研发十余年却始终保持低调的IBM……很多时候,媒体人觉得自己站在了行业观察的最前沿。但其实,这些企业才是为商业世界提供真正有价值信息的内容供应商。媒体人只是肤浅地把它们的皮毛写了出来而已,有时甚至连皮毛都谈不上。

所以,作为不生产新闻内容的媒体,我丝毫不否认我生产的内容有指向商业的诉求。这很丢人吗?尽可能理解这些企业内核的价值观,用更普适和通俗的方式表达给更广泛的受众,这就是所谓“媒婆+中介”应该做的。

哈耶克认为,“必须限制直接的利他本能,才能让人类生存发展。”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正是基于表面利己的商业,我们才能做到最好地服务于他人,服务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做新闻≠做媒体 得认清需要被“包养”的本质

回到最初的话题,那新闻媒体怎么办?尤其是生产严肃类和调查类深度报道的媒体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无非两条出路——要么就像Propublica那样坚持做非盈利的精英主义新闻,被那些有良知又不求回报的财主们“包养”,而两次普利策奖也证明了小而精的年轻新闻调查机构的实力;要么就像经济学人集团那样,有一个强大的经营团队,可以生产有更高商业价值的内容,来维持整个集团的收益平衡。

而这两条出路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做新闻它不是一个赚钱的活儿,也不应该是一个赚钱的活儿。可遗憾的是,许多做新闻的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断地思考如何只通过做新闻赚钱,同时对这个社会贡献的价值也没有大到足以让一个财主愿意来买单。

大言不惭地说,若不是因为贵国新闻体制的特殊性,在这样风起云涌的媒介革命下,新闻人早该被大浪淘沙掉一大片。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3年新闻媒体状态》(2013 State of the News Media)中写道,“全美报社自2000年以来裁员30%;如今美国各大报纸每年招聘的全职员工比1978年更少。”大量制造同质化新闻的媒体就应该被市场淘汰,让更多资源和资金聚拢到少量优秀的新闻机构中。

生活方式媒体 是时候放弃固有的生产模式了

接手Enjoy雅趣快要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有很多摇摆和迷茫,很艰难当然也有回报。对于它的未来依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现在越来越确定的是,新兴的生活方式媒体到了放弃固有内容生产模式的时候了。如果你还有耐性继续往下看,请听我来给大家讲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来自“表态网”。

早年开广告公司、基本实现财务自由、玩儿表近十年的Daniel跟我说,“中国消费者买手表的品味和审美,基本都被手表类媒体给‘强奸’了。”表商花重金在媒体广告上,做大量有针对性的特刊和报道,于是多数非行家级别的消费者看到的只有表商想让消费者知道的信息。他曾经问过很多手表条线的记者,“你写了那么多名表,你到底拥有几块呢?”答案是基本没有,甚至有的连摸也没摸过。

在Daniel那拨玩儿手表的圈子里,花了近百万买表的是入门级,一些资深行家则投入了千万身价。他常常带好几块表在身上,根据场合和心情来更换着戴,因为全部是他的心肝宝贝,所以一块都不想怠慢。他觉得,只有跟手表相处过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到细节处的功夫。也只有你了解这个新表的“父亲”甚至“祖师爷”,才能判断得出它究竟有没有过人之处,不会被表商推陈出新的把戏给糊弄。

在玩腻了圈子里的论坛,又看够了媒体们“无节操”的报道以后,Danial决定,自己做一个钟表社区“表态网” www.ctime.com)。不用表商提供的广告图,不找只会写软文的媒体人,只让那些真的买得起表、玩得来表的资深买家来写文章。作为他口中的“买不起表的媒体人”,我依然是一个门外汉+旁观者的心态,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做到他说得那样?至少有一点我已经愿意相信,相比媒体人而言,这些财务自由的有钱人,更难被“收买”。

第二个故事来自“小红书”。

所有的生活方式类网站都有一个终极诉求,那就是购买,只不过很多高大上媒体不愿意明着承认罢了。我是在去年接触到小红书的,当时他们的产品是海外城市的“购物攻略”,那时我就铁了心要成为他们的用户。而今年初他们推出的“小红书购物笔记”则更加惊艳了我的眼。

在这款由用户自发撰写内容的平台上,来自全球各地的白富美们尽情地贡献着他们购物的经历和对具体某款产品的购买意见。小红书的联合创始人Miranda告诉我,开始他们还担心没有人愿意在上面写购买心得,于是联系了一些时尚买手、杂志编辑,让她们成为了小红书购物笔记的第一批用户。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被安排的写手就已经没什么人气了,大量民间高手用自己的亲身故事、血汗心经和私家宝贝拉拢了眼睛雪亮的群众们。

目前,小红书购物笔记上每天生产的内容已经达到了1500条,而这个11人的团队里只有1个编辑,她的工作还不是上传内容,而是删除帖子里明显是广告的内容。这个产品的逻辑非常清晰简单,因为没有人会对不费吹灰之力免费得来的产品有客观的体会(这里我特指什么,你们懂的),只有你确实掏了真金白银,费了老大的劲不管代购也好旅行也好从外面买回来,才会用心地写出一份心得分享给和你相似的消费者。

Wiki和知乎的成功早已证明了UGC的价值,但截至目前这两者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商业版图。小红书的出现,让我对UGC的商业价值越来越有信心,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主宰消费类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你信吗?

第三个故事来自“华丽志”。

第一次见Alicia时,她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我一直是做投资和金融的,后来发现时尚圈的报道都那么初级,才决定做个华丽志。”看看这些内容:《意大利四大奢侈品牌业绩大 PK》、《2014年时尚品牌并购市场十大趋势》、《Versace 2013年净利润增长27.6%》……用财务的角度来写时尚圈,这是多么直接而强有力的干货报道,而哪一个时尚大刊做得到呢?

在这里提到华丽志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真的是一个把媒体当“手段”而不是“目的”的产品。前些日子华丽志上线了一个它的核心产品“华丽集”,中国首个针对新锐品牌的互联网众筹平台。这个关系就同《创业家》和“i黑马”如出一辙,只不多各自覆盖不同的行业而已。利用过去若干年在投资圈的积累,加之华丽志已经聚拢的一批热衷于从财务角度观察时尚产业的用户,Alicia的华丽集很快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和支持。

这三个故事给了我三个非常直接的启发:

第一,真正能够提供行业内的深度优质内容的,永远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媒体人。要不是有点文笔的圈内人,要不就是不依靠工作来赚钱的媒体人。所以,Enjoy雅趣最主要的一部分原创内容,就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我找厨师和烘培师来写美食,找职业经理人来写职场,找模特公司老总写时尚产业,找前婚恋网站频道主编来写感情……Enjoy雅趣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去雇佣一大批全职写手来撰写内容,我们的网站更应该是一个“入口”,精选符合我们品味的资讯,再把你连向互联网的四面八方。

第二,用户将是更大的生产力。很长一段时间,我所接受的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都告诉我,不要做迎合受众的内容,“乌合之众”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市场化的媒体环境则抛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做满足用户需求的内容?当开始领悟“满足需求”和“迎合受众”是两码事的精髓以后,世界变得豁然开朗起来。我们珍惜我们的每一个用户,更珍惜用户自发所产生的内容价值。虽然我还没想要怎么实现,但我知道这是Enjoy雅趣的未来。

第三,如果追求商业成功,媒体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商业的本质是买卖,有需求,有产品,两者找到了匹配的渠道,就成了一门生意。Enjoy雅趣未来会推出一款针对消费领域细分需求的产品,它也许是一种单品,也许是一个工具。总之,它可以被拿来使用,而不只是推送那些让你在睡觉前、地铁上,可打开可不打开的资讯。

不知不觉竟然写了将近5000字,里面混杂了一个媒体菜鸟很多不成熟的思考。身处国内最优秀的原创财经类媒体家族(没有之一,就是最优秀),我丝毫不怀疑我们的采编团队所生产的新闻的价值所在。在媒体娱乐化的今天,优质原创内容的影响力不会被削弱,只会被更需要。

不过,在商业的路上,我们需要换位思考。我的愿望很简单,做一个既能聚拢用户又能赚钱的内容产品,哪怕看到一丝正在往经济学人方向迈进的迹象,都是令人万分高兴的。

在同行们万念俱灰的当下,我不选择做“忧愁”的媒体人。如果你认同我说的这些菜鸟观点,同时对媒体的未来充满信心,欢迎给我留言,欢迎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来做Enjoy雅趣。

(内心独白:搞了半天写这么多字竟然是为了招人……我容易吗我?!)

==关于Miss Why==

复旦毕业,媒体工作。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公众号:misswhy77)

—— 公号主人无码玉照 ——

2014-04-13

商业科技记者沃格尔斯坦在他的《移动风暴——苹果与谷歌的科技之战》一书中,提及了这样的事实:第一代iPhone在乔布斯做演示时:1.所谓的信号满格是硬代码写出来的;2.基本上乔布斯展示一个功能就要换一台手机,因为iPhone使用一个功能后就有可能会死机。在随后的正式iPhone售卖时,这个产品的毛病很多,可以这么说,苹果手机一直到iPhone3GS才算真正完善,算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手机了。

这其实和管理理论的变迁有关系。在商业公司里,曾经盛行过一个名为“木桶理论”的法则,配套木桶理论的一句俗语是:魔鬼在细节。但打磨细节需要时间,而互联网时代有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法则。魔鬼不在细节,而在轻重。一个商业公司需要准确地判断出哪一个是重点,然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在这个重点上进行单点突破,我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剑锋理论”。

要说互联网究竟颠覆了些什么,在我看来,这种管理思维的变迁,算是一条。单点突破,竖起一块高高的木板,其余的短板,慢慢补就是。核心要点在于:那一块高高的木板,是要符合市场需求的,而且带有首创、创新意味。如果非要说工匠精神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单点上具备工匠精神,反复打磨,而不是在整个产品上反复打磨,时间不允许你这么干。

最近参加了一次金山组织的研讨会,在办公这个领域中,我的观点就是要拆分出WPS的部分功能,成为一个单独的轻量级的产品/工具,进行单点突破。WPS虽然拥有极其庞大的下载量(2亿移动用户量、1.2亿PC覆盖量、3500万移动月活跃用户、6300万PC月活跃用户),还有相当比例的年轻人,但很少有人在互联网上谈及这个产品,以至于有些不用WPS的人都会惊讶:这个产品还活着吗?这和实际用户量和网络口碑非常地不相称。

WPS是一款在1989年就出现的产品。WPS早期的思维是:每一块木板都需要足够的长度,不然就会影响整个产品的质量。但每一个使用过Office类产品的用户都有这样的经历:估计整个Office软件,能用到的不过2成的功能。自从微软Office套装在国内兴起后,WPS,客观说一句,产品根本没有一块足够长的木板让人惊艳,这是一个没有剑锋的庞大软件。

市场上出现了类似有道云笔记、印象笔记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从收藏一个网页开始起步,慢慢添加更多的功能。对于WPS来说,剥离出若干个功能形成轻量级产品,并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它已经不需要庞杂了。

这是一个注意力极其碎片的时代,拔高每一块木板,不如让单点闪耀光辉。这也是一个内容极其碎片化的时代,没有人会长篇大论地讨论一个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只有剑锋上的那一道剑芒,才会被人注意,被人提及,被广为传播。(来源:《商业价值》魏武挥专栏)

2014-04-11

文/魏武挥

财讯传媒最新的年度财报显示,“《财经》杂志之营业收入在2013年呈停滞状态,没有增长,这种情况前所未见。” 而财讯传媒公司净利润则从上一年度的3220万降至1740万港元,下降46%。它在自己的年报里连发三问:“新媒体的未来是什么?新媒体的运营模式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新媒体?”——老实讲,这的确是一众传统媒体们的难题。

《财经》是中国顶尖的财经类杂志,这家纸媒的困顿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一众门户的年报相继披露,这些过去被视为新媒体的网站们也一样增长乏力。然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小微媒体和自媒体却又非常活跃,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科技网站最近传出被估值高达1.5个亿的消息,我个人还得到一个投资人对某自媒体的投资询价,他对该订户数不过几万人的微信自媒体估值达到1000万。上海报业中一位媒体人开了一个公众账号做一点婚庆收入,年入数十万,小日子优哉游哉十分快活。

整个媒体市场,的确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大型媒体日趋艰难,小型媒体(含自媒体)却十分活跃,有些现下就有不错的收入,有些则看似前景光明。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格局,本文愿意抛砖引玉地探讨一下。

在和很多搞媒体搞公众账号的人交流中,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小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把媒体当手段来做的,都还活得不错甚至可以说是滋润,而把媒体当目的来做的,大部分都呈“苦哈哈”的状态。

以牛文文的《创业家》为例,去年年中的时候我和他有过一次数小时的交流,牛文文利用《创业家》的媒体影响力,开始构建面向创业者的服务体系,并通过这个服务体系产生收入。最近一段时间,《创业家》风头很劲,旗下的“黑马”服务体系名声也越来越响。《创业家》的核心点就在于:牛文文并不是为了做一本杂志而做,提供的文章不是为了满足一般意义上读者的需要,杂志是他真正来钱的黑马服务体系的推广阵地和前哨战。在他的构局中,媒体,只是一个手段。

前文提到的那位搞婚介服务的“自媒体人”,同样有这个特征:把媒体当成一个获取客户并进行自身服务推广的手段来做。在和她交流的时候,她这么说道:讨论自媒体商业模式在我看来很那个,对我来说,这压根不是问题。我本来就一直在做这一行,微博也好微信也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未来还有什么工具,我一样可以切换。

其实这有点像一家拥有既定业务体系的公司和媒体之间的关系,过去前者会在后者上投广告、搞公关,现在呢?前者索性就自己养一个媒体。在人人都可以发声的网络时代,一个高音喇叭忽然变得越来越价值。无怪乎有人要以估值1000万的价格去入主一个微信公众账号了。

对于这些媒体来说,它们自身的业务模式才是根本,在业务布局上,媒体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大媒体”,更多意义上,是为自身业务服务的。之所以要自己养一个媒体,就在于自身的服务体系在对外合作时,有一种延续性(在媒体上投广告很难有这种延续性)。与其说他们是在做媒体生意,不如说他们是在自己的业务上找了一个媒体加大既有生意的效率罢了。

至少这一点很清晰,有既定商业模式(不是媒体的商业模式)的中小型媒体活得不错,这也造成了所谓媒体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因为它们压根不是媒体的商业模式。从整体上看,媒体自身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大型的以媒体自身为商业基础的媒体们,至今大多未找到可行的道路。而一些稍许有点先知先觉的大型媒体,开始走上财团化的道路,集团自身作为后盾,去支撑那些以媒体为工具的旗下媒体们展开另外一种商业模式。

最近这一两年乃至往后的两三年媒体趋势,将大致如此。

—— 南方传媒研究 供稿 本篇之前有三篇,分别在不同媒体刊发 但其实是可以看成一个系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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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不接受商业文章(俗称软文)撰写的合作,不要再询问我如何合作法。

2014-04-10

文/魏武挥

随着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崩溃,自媒体兴起之后,间或都看到一些关于“媒体伦理”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我发现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坐而论道,其二是装腔作势。

坐而论道的常见于两种人:学者,以及非常资深的采编一脉的媒体人,这两种人的共同特点是并不沾手媒体的经营事务,自个儿生活无忧,却全无开门当家每天盘算油米酱醋的心事或经历。站在岸边上喊喊道德伦理,总是容易的。

装腔作势的,无非就是实则是收钱写文章的(俗称软文),表面上还是要讨论讨论伦理的,有时候还大义凛然个十足。我曾经混迹在一个自媒体人的群,某日群中忽然大聊这个话题,让我实在觉得好笑。一帮收了钱写这个好写那个坏的,居然谈起这个话题了。

另外还有第三种人,不是主流,但有时候会猛然跳出来一下子,那就是离职的媒体人。有个把离职的吧,还要回过头来慷慨激昂,痛斥老东家已经没有了这个东西,与自己理想实在不符,故而跑路了。就姑且听听算了。

我得坦承一句,早年我也收过钱写过软文,有那么一两篇的样子,但写来痛苦不堪,搜肠刮肚没话找话,后来就再也不搞。我现在在公众账号里举着“不收钱、不给审稿、写不写全在我自己”的牌子,应该可以和大家聊聊媒体伦理了。嗯,想聊这个话题吗?先在自家的账号上写上:我不写收费商业文章。

媒体伦理的核心,与其说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媒体伦理问题,与“专业主义”密切相关。

学术圈对专业主义的由来大致是这样描述的:19世纪中后期,政党类媒体解体,媒介开始商业化、煽情化(请注意当时的黄色新闻,普利策就是那个年代的代表性人物),事物发展到极致,对立面就开始兴起,新闻专业主义出现。到了上世纪中期,它发展成为新闻业的主流话语。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是专业主义的一个标志:“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这个学术圈大致指的是新闻学学术圈,哈钦斯报告是这个被诟病为“无学”的新闻学念兹在兹的为数不多的重要学术成果。不过,被诟病为“非学”的传播学学术圈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在上个世纪中期新闻专业主义兴起的时候,传播学的整体范式是什么呢?传播有限效果论(limited effect),大众传播没有力量直接改变受者对事物的态度。换而言之,新闻学自以为特牛逼的影响力以至于要用专业主义小心呵护,隔壁的传播学完全不当回事。媒体嘛,没啥说服力。

这两翼一直要到上世纪后期才合流,新闻学还在继续强调专业主义精神,传播学整个范式被改变,迎来了强大效果论(powerful effect)。传播学学者发现,娘的,媒体还挺有影响力的——这里面一个重要的事件是74年议程设置理论出炉——得当回事,专业主义很好,必须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丫影响力那么大,当然要恪尽专业的本分。

所以,专业主义首先要建立在“能力”这个基础上。我对自媒体圈子里盛行软文这种事,一来是自己不参与(不是我道德感高,实在是因为写软文太累,而且我又不差这点碎银子),二来我也很少批评,道理就在于,其实自媒体没啥影响力。Limited effect,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只要别在那里树牌坊拿腔作调就行了呗。谈专业主义?哈哈,别太高看自己了。媒体业发展上百年才有资格谈专业主义,自媒体满打满算十年多一点(we media来源于美国新闻学会03年7月出版的报告: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死掉的自媒体远远比死掉的媒体多,没到那个份上呐!

微博上五亿个自媒体账号,让他们一个一个恪守新闻专业主义,不传谣不造谣,万事求证,客观中立,可能吗?

其次,专业主义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没有经济基础是没法谈上层建筑的。新闻业的专业主义,其实是一种“高薪养廉”模式,给内容生产者足够体面的收入,然后就可以要求你们干一些有逼格的事。这个逻辑里,很显然,“有足够体面的收入”是一个前提。

在早期媒体商业化、煽情化之后,银子赚了大把——想想吧,所谓新闻业最高奖项普利策奖,普利策这个家伙就是做黄色新闻的,银子多到可以成立一个奖的地步,俨然是新闻业界诺贝尔奖的范儿。整个行当有了足够的钱后,开始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也是很自然的事。有恒产者方有恒心嘛。

所以,谈媒体伦理问题,是不能回避媒体经济问题的。把自己架起来全然看不到银子就在那里说媒体伦理,这叫道德说教,相当苍白无力。我一直深信的一点是,伦理问题是慢慢发展而成的,而不是哪个人跳出来凭空列一堆规范造就的。今天媒介经济正在重构,这个当口,只谈媒介伦理,属于空谈。

曾经有个媒体大佬和我讲,说你们不能成天讨论那些商业事儿啊,社会事儿总要有人关心吧,得做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估摸着她是指社会公共议题背后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我当时笑笑,唯唯称是,但我心里想的是:怕是无解。

在一些严肃的报道上,我的看法是它很难有商业模式,我曾经在一个广受尊敬的媒体内部讲,这个事儿就是媒体的“公关部门”(据说很不受认同),帮助媒体树立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但正如公关部门不是一个商业组织的核心赚钱模式一样,严肃报道也不能成为一个媒体的核心商业模式。厘清这一点,承认这个现实,反倒是很多事就好做很多:它就是一个成本中心,是得养着的。它本身很难赚钱,但的确能提高赚钱的效率(参见本人在钛媒体上一篇文章的讨论:媒体的社区化演进——高大上如何接地气。这篇文章虽然有为钛媒体PR之嫌,但其实是我个人观察研究媒体行业的一个重要心得)

之所以今天媒体伦理也好专业主义也好,重新要经常拿出来说说,实在是它所倚仗的媒介商业模式(具体说来就是内容+硬广告)正在崩塌。重建媒介伦理的首要环节,不是说教,而是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而这一点,未必在媒介本身。

没钱,谈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行当,寄希望几个穷鬼道德君子一点也不靠谱。更重要的是,没钱,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怎么给其他人树立榜样增加说服力?

还是闷头找钱要紧。

—— 钛媒体 供稿 本篇之前有两篇,之后还有一篇 分别在不同媒体刊发 但其实是可以看成一个系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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