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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31

1

前财新编委,现在是积木盒子的公关总监王以超这两天写了篇文章,标题是:想让财新认个错咋就那么难?

PR对媒体公开吐槽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针对自己曾供职长达十年的媒体倒是少见。更何况,财新以“新闻专业主义”立身,王以超吐槽的,正是说财新不专业,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意思。

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大事,但一来王以超是我的朋友,二来财新我也多有交集,所以在归国途中,我倒是好好盘算了一下这件事。

2

简单说一下王以超所不满的地方。

焦点是财新网一篇题为《有利网C轮融资4600万美元布局资产端收购》的文章。本来讲有利网,和积木盒子关系不大,但文中涉及到了“公司融资额夸大”这样的说法,积木盒子被拉来做个素材,算是躺枪。

该文还提到,积木盒子出让更多股权来获得融资——这话本身就语焉不详,消息来源也是所谓“知情人士”。但就这个问题,财新也就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渲染。毕竟,它的文章,主要谈的是“有利网”。

我没有和王以超交换过看法(按照以超的说法,我没有和当事人求证什么,哈哈),我私下里揣测,大概是这样的:

1、以超兄在信号极差的路途上,接到老板的电话。这就是说:一个PR没有第一时间发现网上的负评,倒是让老板看到再告诉PR(由于信号差,估计老板还找了好几次,脾气在一次一次您拨打的号码无法接通的回应下趋于升高,可以想见)。这里是有些微妙的。更何况,这个负评,来自以超曾经服务过十年的团队,积木盒子老板的心情之纠结,大概可以推算一二。以超接完老板的电话,其郁闷是可以理解的。

2、财新文章里引用了一个模糊信息源说:“4600万美元是实际上C轮融资的正常额度,因为你们财新得到的这个是真实的数字。此前几家P2P高喊破亿美元的融资都有大幅虚夸成份,真实数额有的仅是个零头。”——有暗指积木盒子夸大融资额度之意。而且还不是一点点夸大,是很夸大,因为真实数字只是个零头嘛!这种夸大,和欺骗已经差不离了。而搞金融的,最怕人说它不诚信,这和那帮搞O2O的动辄吹两句不一样。

所以,虽然积木盒子只是躺枪,但王以超跳将起来,公开撰文抨击,我倒是可以理解。而且根据王文的标题“想让财新认个错咋就那么难?”,估计是和财新交涉过,但却无果,老板又逼得紧,没奈何,公开叫阵,乃是不得已为之了。

3

积木盒子到底有没有夸大融资额度?这事我不知道。王以超在他的吐槽文中,事实上也没有承认或否认,他的主要观点是:财新你怎么不来和我方求证一下?

顺带手,王以超说财新整篇文章“具体信息源和匿名信息源是1比5的比例”,王以超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指控整篇文章不靠谱,既然如此,那么,积木盒子夸大了融资额度这个point,也是不靠谱的。

这是三段论的逻辑,但虽然我和王以超经常用互黑的方式搞基,我还是要说,有点诡辩了。

从财新角度出发,向一家公司去求证你丫是不是夸大融资额度啊?这种求证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财新的毛病是:这种看似没效果的事,场面活总是要做一下。比如加上一句:来自积木盒子的王以超坚决否认了这样一个说法。这事不难,也不会捞下话柄不是?

所以,两边各打五十板子:财新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王以超搞了一次诡辩。

但我的盘算没有完。以上仅仅是铺垫。

4

媒体做公司报道有两个选项:大公司/产品,小公司/产品。

媒体做公司报道的总体倾向性一般也是两个:正面,或者负面。

于是我们得到了这样一张图:

很久以前,一个做投资的人和我说了一句很糙的话:媒体的模式就是婊子加棍子。这话很不好听,但有那么三分道理。婊子就是写好话,棍子就是写坏话。这并不是说写好话收软文费,写坏话收保护费,而是说,好话也好,坏话也好,都是迎合受众之需的。

第一个象限,一般情况是这家公司规模大到大部分公众都有认知。比如一家媒体发出了一篇对微信十分友好的文章(在今天,公司报道其实很多时候和公司首脑专访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区隔线了),这件事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是这样看待的:微信(或者张小龙、马化腾)完全没有必要请什么媒体帮写软文吧?

事实上,在这个象限里,媒体是弱势的。想求一个采访而不得的情况很常见,有时候需要磨上个大半年,还要面对公司的公关部的层层把关。

不过,自视甚高的媒体,写大公司好话这种事不太愿意干——除非是长期的关系户。写好话总体来说,有损逼格,而且自己是弱势群体,这从心底里是不能接受的。我是无冕之王啊!王这个字你懂不懂啊?

但在其它三个象限里,媒体,都是强势方。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弱势群体。

5

第四个象限,批评大公司,这最让受众亢奋,很受欢迎。客观上大公司的强壮注定了在舆论场上的非强势。这话看着奇怪,但其实只要脑海中转上个一两秒就不奇怪了。

在第四个象限中,有两个原因使得媒体事实上强势。其一,大公司不好惹,但由于公司大了肯定有破绽,只要仔细一点审慎一点,总能抓到你的破绽使得你不好惹也没什么,有本事你告我呀?

其二,媒体占据了所谓“社会守望者”的道义高点,一个写文章的记者的年收入,与一个大公司的高管的年收入,云泥之别。堂吉柯德般的勇气,外加多年练就的生花妙笔,是很容易在口舌之争上大占便宜的。

第四个象限的本质是:弱小者的强势。

第二个象限,给中小公司写好话,这通常会被视为软文,实际情况是,通常也的确是软文。

写软文这种事,很多时候是公司找上门的。既然是找上门的生意,谁居于主动是不言而喻的。

越大(或者声望越隆)的媒体,越不愿意给中小公司写好话。因为公司小了,那么所谓值得报道的可能性就降低了——除非这家小公司有一个了不得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技术。另外,由于公司规模小,故而涉及到的大众群体就小,报道出来了,可能没人看。

数字媒体也就一二十年的历史,更长的时间是:媒体版面有限。既然是有限的版面,自然就要报道最容易受关注的人和事。百年以降,媒体是奔热点走的,估摸着在即便是版面无限的数字媒体,也不会变。毕竟,数字媒体首页位置也是有限的不是。

第三个象限,批评中小公司。财新和王以超这件事,就属于这种情况。

6

在很多人心目中,媒体做批评这件事是无需质疑它动机的:批评又收不到钱。媒体做这样的报道,首先就是没有心理负担。

其次是,后果不严重。这要从公司的角度讲起。

在很多公司里——包括大公司,公关一脉,都是相对不重要的。我本来以为这是互联网公司的特点,但前阵子参加了一个国际公关协会在莫干山的会议,我感知到,这个特点不仅仅是互联网公司才会有。

与会者自嘲说,公关部见到老板的唯一机会就是:危机出现了。这句略显夸张的话语反映了公关部门在公司里的苦涩。老板还是能见到的,但公司的资源能调动到的,真得很有限。对于决策层来说,需要公司投入巨大资源才能搞好传播的话,那还要你公关部干什么?

请注意公关这个词的美国人的定义:

Non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garding an organization, product, service, or idea not directly paid for or run under identified sponsorship.

“not directly paid”——所以我一直和几个相熟的自媒体人开玩笑说,公关部除了请你吃顿饭,送点公司产品给你,大概就没什么其它可以给你的了。

有些公司的公关比较强势,它的运作手法是搞“大传播”的概念,就是把所有对外传播的事全部捏在一个部门里,比如阿里系就是这么干的:市场公关合一。这样资源就多了。但对于更多的公司来说,广告与公关,完全是两条线。

公司决策层对于公关部的要求就是出了事帮我灭火,至于弹药是不怎么给的。老实讲,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媒体人跳槽去做公关,心里总会有类似的感慨:这不才离狼穴,又入虎窝吗?

大公司对于媒体都不见得有多少法子(早年腾讯针对狗日的腾讯一文的痛下杀手,也是它之后3Q大战孤苦无助的重要原因之一),何况小公司。

媒体搞批评,受众喜闻乐见。搞大公司,还得把证据做扎实了,搞小公司,那不是分分钟钟随随便便的事儿。踩着一众无权无势的公司,树立自己犀利敏锐的守望者招牌+所谓社会最后一颗良心——代价几乎没有——这种便宜事儿,我要是做一个媒体,我也这么干。

7

即便是今天太多的媒体人出走离开了媒体,

即便是今天太多的媒体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

我依然要说:

在大部分公司面前,大部分媒体,是强势群体。

是的。

所以我那个参与起草第一版新闻法的老爸,最终认定,中国媒体是强势群体,记者没什么需要保护的,新闻法毫无必要——这话很得罪人,我却深以为然。

—— 首发 weiwuhui.com ——

说明

本文可以在不改动内容的前提下自由转载,转载请在文末标明如下信息:

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天奇专注于互联网新媒体投融资,欢迎创业项目向以下邮箱提供项目BP:bp@skych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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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公司要写软文,请勿找我

2015-07-09

传统媒体内部创业这件事最近搞得很热火。

其实它的大背景无非是这样的:很多媒体人在考虑离开传统媒体,其中一部分属于自行创业,因为不乏榜样效应在前头。加之当下资本市场还算有钱,一些资深媒体人有一定的社交圈,获得早期融资,也相对较易。

任何一个组织,最珍贵的就是人才。人才都跑光了,就不要玩了。于是,一个鼓励内部创业的想法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既能找到好的项目,又能拴住想离职的媒体人的心,何乐不为?而媒体人,好歹还有个国有公司罩着,风险总比江湖上来得小些。

听起来很美好的事,实则纠结万分。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内部创业者。

理论上讲,创业应该是没有后路的。这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媒体人愿意内部创业,ta就应该承担创业失败的后果。直白点讲,就是创业一旦失败,请你卷铺盖走人,不管你原来是副处也好正处也好,主编也罢总编也罢。

这个道理放在江湖里是基本成立的,但放在媒体内部,就很让人退步不前。有经验的所谓资深媒体人,大小都混了点年头,可能有级别,可能有职位,让人一下子把后路全断了,未免踌躇。

但是,很多媒体人是离职创业的啊?那可是先抛了级别职位,再去干九死一生的事,为什么他们可以,而内部创业就不可以呢?这个问题容后分析。

第二个环节在于,如何看待项目与集团的关系。

大多数媒体内部创业项目,多和本集团有些关联,比如说,可以动用集团的资源:包括且不限于媒体资源、行政资源、客户资源,等等。

这些资源的投入,不能说一分钱不值,但也不能随便喊个天价。曾经有一个媒体集团,内部某媒体人自己干了个公号,风生水起,集团想投资,开口竟然是“报社品牌资源”,还要占个大股。这生意傻子才会接。

而这两个问题,都是表面的,其深层次问题只有一个,而且,不夸张地说一句,这个深层次问题,几乎是无解的。

某地方都市媒体集团,准备了一笔银子,号召集团内部员工立项领钱,搞内部创业。

其中有一个规则大致是这样的:集团不能接受所谓“智力入股”。换而言之,如果一个员工创立的项目从集团那里获取20万,那么这个20万的占比取决于这个员工自己能拿出来多少真金白银来。如果没有,对不起,基本上就是集团百分百控股了。

如果这个项目,创立员工觉得值100万,集团的20万只能占20%,那么员工自己就得筹资80万。有趣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员工自己能筹到80万,还要你集团20万干嘛呢?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媒体人宁可砸了自己的饭碗,也要跑外部去单干创业。因为在江湖上,VC是认“智力投资”的。创始人一分钱没出,结果占了个大股,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是“应有之义”。

集团投了一笔小钱,占了大股甚至还要百分百控股,如果还想提出“创业不成就滚蛋”、“本集团某些资源可以折合成资本”,这让创立项目者情何以堪?

有评论说这个地方媒体集团是在搞变相裁员,我倒认为这个评论过了。一来该集团也没让人项目失败就滚蛋,二来,集团主事者不是傻子,知道这个条件不好,未必有多少人肯真正按创业的方式去做。

条件不好,为什么还要这么干?

不接受所谓智力入股,这不是媒体自己定的规则,是国资定的规则。

国资很怕一件事:国有公司内部勾结,上下其手,从国资里套钱,结果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如果一个媒体领导同意集团某员工以智力入股占比8成,自己集团出20万只占2成,那么,这个领导怎么证明,ta不是和该员工合谋,让国资利益受损?

天下最难证明的事就是“无”,而且,就算一开始闯过了关,后面的事,还是无穷无尽的麻烦,因为动辄要去证明“无”。

任何一个国有公司,稍微大一点,内部都是举报信满天飞的。没几个媒体领导,会甘冒如此大的风险(自己的利益又不是太大),去硬闯“同意智力入股”这样的事。

国资的担忧,不是说没有任何道理。

领导的无力,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依据。

员工的懈怠,就更加有逻辑可循了。

所以,媒体内部创业这种事,基本上,就是个搞次大赛烘托一番气氛的事。真要撸起袖子干,不靠谱的地方,多了去了。

基本就可以归为两个字:无解。

有解的方式只有一个:与外部基金合作,配资成立投资基金,并且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

上海报业折腾的事中,825基金的运作逻辑是可圈可点的。与华映资本合作,让有经验的投资公司去运作。虽然我不清楚华映出了多少钱,但想来按照国资的要求,配资这件事本身一定存在。

用风险投资基金的玩法去玩,才能从一开始就形成市场化的套路:创始人以智力占据大股,且斩断后路。集团资源式入股,用市场价格来计算(说白了就是可以讨价还价甚至拒绝)。

至于什么内部创业,还是喊喊算了,鼓舞一下士气,权当发个奖金,千万莫当真。

——首发新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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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

2015-07-08

滴滴快的、58赶集、携程艺龙,这些行业里的巨头们,开始“抱团取暖”,合二为一。

但要说抱团取闹这四个字,也不尽然。虽然类似滴滴快的这样的公司,亏损严重,貌似是减少亏损的合并,但它的本质,依然不仅仅是为了堵住出血口。

早年有一些合并案,主要是两个目的。其一,减少出血口。有很多整体下滑的行业里,会出现这样的合并案,这种合并案,一般被称为“抱团取暖”。其二,消灭竞争对手。在早年的互联网公司和讯海融合并案,和后来的优酷土豆合并案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企图。事实上,和讯海融合并后,海融网已经不复存在。而优酷土豆合并之后,土豆也很明显,越来越淡出舆论视野。

不过,至少滴滴快的,58赶集,这样的行业巨头合并,是有些不同的。(携程艺龙,则比较像消灭竞争对手这个路数)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移动互联网本身的特性有关。

与桌面互联网中的“超链接”遍地不同,移动互联网的“超链接”属性极弱。弱主要在表现两方面,要不就是原生APP,几乎没有超链接这种东西,要不就是在H5应用中,超链接隐在界面后方,用户几乎没有感知。

超链接属性弱化,这给“导流”带来很大的障碍。桌面互联网上的网站,一个很重要的流量入口是搜索引擎,当然,还可以用其它方法给自己导入流量。但在移动互联网中,APP基本上都是一个一个信息孤岛。APP可以通过广告位投放来获取用户,但如果想依靠什么“内容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桌面互联网的网站里,司空见惯。

对于移动互联网里的APP来说,要么就是彻底成为一个信息孤岛,慢慢被用户遗忘,要么,就是成为一个大岛,这个岛能提供多种所谓一站式服务。APP内的服务互相引流是可能的,但前提是:这个岛足够大。也就是说,用户足够多。

这就是为什么在桌面互联网上,中小网站可能依然有存活之道,而在移动互联网里的APP世界里,要么就是大上加大,要么就是死路一条。

这就是所谓的“超级APP”策略。百度有数据表明,中国用户目前换新手机后,只有22%的用户会装新的APP

TalkingData机构的数据也表明,近乎一半的用户不再装新的APP

该机构还有一个数字也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用户,普遍意义上,只装30-35个APP:

扣除手机里(无论是安卓还是iOS)预装的应用——大概10-15个是不太能删除的,留给其它app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在整个APP世界中,超级APP的必要性就在于:1、用户对手机里装很多APP不热衷;2、APP互相导流非常困难。这种必要性,在桌面互联网里是不存在的。用户在浏览器里收藏个百八十个网址一点不奇怪。

公司合并,有助于打造一个超级APP,而不是两个大型或中型APP。所以,合并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规模经济。

第二个同样很重要的原因叫“范围经济”。

移动互联网里有一个说法叫:高频打低频。就是用户经常打开的服务,比较容易战胜用户不太打开的服务。但高频服务有一个问题是:通常,公司会把高频服务当成获取用户粘着用户的工具,但高频服务本身,不会成为利润来源。倒是低频服务,会产生商业上的收入价值。

范围经济本身其实是一个漏斗模型:大量的高频用户中总有人会成为低频服务使用者,并为公司贡献利润。滴滴快的也好,58赶集也好,都有这个特点。

范围经济也要求一个超级的信息大岛。因为高频服务、低频服务如果是两个app,导流不是不可以做,但效果肯定不像桌面那么好。只有处于同一个大岛内,才能起到范围经济的效果。

规模+范围,然后移动互联网,就促成了“超级APP”的产生,也就促成了移动互联网领域中的兼并频发。这是移动世界中的商业逻辑所决定的。

—— 首发 中欧商业评论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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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天奇专注于互联网新媒体投融资,欢迎创业项目向以下邮箱提供项目BP:bp@skych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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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公司要写软文,请勿找我

2015-07-03

共享经济是个热词。

Uber被视为一种共享经济。如果说Uber还有一定的租车公司在运作的话,那么,拼车服务就是更为典型的“共享经济”了。

类似的共享经济的例子还有:某一种快递服务,它的服务供给者,不是专业的快递人员,而是有兴趣赚点外快的路人甲路人乙。某一种洗衣服务,它的上门取衣者,不是干洗店的人,而极有可能是你小区里比较悠闲的某一个大妈。某一种网络教育服务,它的教育服务供给者,不是什么成建制的所谓正规的培训机构,而是对这门课有着一定认知的兼职教师。

等等等等。

这是一次服务业意义上的大规模业余化。

事实上,大规模业余化早就开始了。

Web2.0,诞生于2004年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核之一就是UGC:用户生产内容。而UGC,必将导致所谓的大规模业余化的内容生产。

内容领域的大规模业余化,是专业媒体机构的噩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Wikipedia(维基百科)的壮大,最终使得大英百科全书放弃了纸质版的出品。

大量的所谓传统机构媒体,叫苦不迭,以至于“传统媒体转型”成为时下内容领域中的一个重头话题。从美国到中国,概莫能外。

但对于“大规模业余化”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

在我看来,所谓的“业余化”,不是什么生产内容的人是业余的,而是指“专业机构”这样东西被冲跨了。

人还是这个人,TA离开了所谓的传统机构媒体,跑出来自己单干了。TA有可能以一个自媒体的形式,或者以一个新的机构媒体(创业)的形式,重新投入到内容生产领域中。而前者,似乎更多见一些。尤其是在博客到微博到微信公众帐号的进路上,不少自媒体“死”掉了,但更多的自媒体“诞生”了。

而我的看法就是: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公众账号,这是典型的有组织的(微博或微信官方平台)无组织生产(个体生产)。借助平台的力量,形成了巨大的规模。

整个内容领域,这个态势极其明显。

现在,轮到了实打实的服务业实体经济。

服务业的过去,其实是一个点对点的服务过程。

工业化时代到来后,这种手工作坊式的服务体系开始崩溃,形形色色的专业机构出现。比如说:连锁理发店。

今人已经对这种所谓“专业服务”习以为常。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专业机构就是专业的意思。

专业机构提供服务,虽然它不一定是那么有效。比如说,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打开空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忍耐片刻,也就过去了。

专业机构的存在,它必定需要通过服务的完成获取利润。换而言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必须要从服务提供者这里获取剩余价值。

而服务提供者之所以要贡献这部分剩余价值,就在于ta没有生产工具。一个即便手艺精良的理发师,TA依然需要一个理发场所。一个通晓城市路况的司机,TA依然需要有人为TA提供一台汽车。

演化到后来,还形成了各种牌照。不仅服务人员需要持证上岗,服务机构也需要取得牌照。通过持证和牌照,来保证所谓的服务是“专业”的。这样可以降低买单者的风险——因为买单者消费后吃亏,申诉的过程极其漫长,而且大多数时候,很多人也就不了了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媒体会提醒消费者:请至有品牌的大公司、大机构去消费。在媒体的语境中,机构,就意味着可靠。机构越大,就意味着可靠性越大。

不得不说,有一定的逻辑,但也有一定的概念偷换。说到底,我们不是享受一个机构的服务供给,而是享受一个人的服务供给。

大规模业余化在内容生产领域里,大面上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妥。

虽然今天有一些批评者说:业余者能生产出什么好东西。似乎,只有组织化的机构,才能生产出好东西。

事实显然没有糟糕到那个份上。

诚然,至今正统的严肃的学术界依然不接受学术论文中把Wikipedia的词条视为一种严谨的名词解释,但没有人会否认这点,Wikipedia给大众带来的帮助。

消散的不是专业生产者,消散的,只是过去的那种专业机构罢了。

大规模业余化在内容生产中,是一种共享经济:用户A把TA知道的东西分享给B,长达十数年的实践,总体而言,世界趋向美好。

这场大体成功的实验证明了一点:个体对个体的服务,其实是可以有效率的。

O2O很大一部分就是共享经济。它是生产工具的下放,是个体生产供给能力的释放,一如UGC释放了信息内容领域一样。

我并不排斥服务领域中的持证。比如你要提供出行服务,服务者总该有个驾驶证以证明自己的驾驶技能。如果好一点的话,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考试来完成对交通路径的熟悉度,从而区分个收费等级。

受到冲击的,是所谓的专业机构。专业机构的所谓专业,无非是通过对生产工具的垄断,从而导致专业者不得不云集它那里,再导致这个机构的服务是专业的罢了。

这一点,正在被改变。

个体所谓的外快,超过正统的薪资,已经出现。

未来,将会更大规模地出现。

共享经济是个热词。

Uber被视为一种共享经济。如果说uber还有一定的租车公司在运作的话,那么,拼车服务就是更为典型的“共享经济”了。

类似的共享经济的例子还有:某一种快递服务,它的服务供给者,不是专业的快递人员,而是有兴趣赚点外快的路人甲路人乙。某一种洗衣服务,它的上门取衣者,不是干洗店的人,而极有可能是你小区里比较悠闲的某一个大妈。某一种网络教育服务,它的教育服务供给者,不是什么成建制的所谓正规的培训机构,而是对这门课有着一定认知的兼职教师。

等等等等。

这是一次服务业意义上的大规模业余化。

事实上,大规模业余化早就开始了。

Web2.0,诞生于2004年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核之一就是UGC:用户生产内容。而UGC,必将导致所谓的大规模业余化的内容生产。

内容领域的大规模业余化,是专业媒体机构的噩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wikipedia的壮大,最终使得大英百科全书放弃了纸质版的出品。

大量的所谓传统机构媒体,叫苦不迭,以至于“传统媒体转型”成为时下内容领域中的一个重头话题。从美国到中国,概莫能外。

但对于“大规模业余化”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

在我看来,所谓的“业余化”,不是什么生产内容的人是业余的,而是指“专业机构”这样东西被冲跨了。

人还是这个人,ta离开了所谓的传统机构媒体,跑出来自己单干了。Ta有可能以一个自媒体的形式,或者以一个新的机构媒体(创业)的形式,重新投入到内容生产领域中。而前者,似乎更多见一些。尤其是在博客到微博到微信公众帐号的进路上,不少自媒体“死”掉了,但更多的自媒体“诞生”了。

而我的看法就是: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公众账号,这是典型的有组织的(微博或微信官方平台)无组织生产(个体生产)。借助平台的力量,形成了巨大的规模。

整个内容领域,这个态势极其明显。

现在,轮到了实打实的服务业实体经济。

服务业的过去,其实是一个点对点的服务过程。

工业化时代到来后,这种手工作坊式的服务体系开始崩溃,形形色色的专业机构出现。比如说:连锁理发店。

今人已经对这种所谓“专业服务”习以为常。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专业机构就是专业的意思。

专业机构提供服务,虽然它不一定是那么有效。比如说,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打开空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忍耐片刻,也就过去了。

专业机构的存在,它必定需要通过服务的完成获取利润。换而言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必须要从服务提供者这里获取剩余价值。

而服务提供者之所以要贡献这部分剩余价值,就在于ta没有生产工具。一个即便手艺精良的理发师,ta依然需要一个理发场所。一个通晓城市路况的司机,ta依然需要有人为ta提供一台汽车。

演化到后来,还形成了各种牌照。不仅服务人员需要持证上岗,服务机构也需要取得牌照。通过持证和牌照,来保证所谓的服务是“专业”的。这样可以降低买单者的风险——因为买单者消费后吃亏,申诉的过程极其漫长,而且大多数时候,很多人也就不了了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媒体会提醒消费者:请至有品牌的大公司、大机构去消费。在媒体的语境中,机构,就意味着可靠。机构越大,就意味着可靠性越大。

不得不说,有一定的逻辑,但也有一定的概念偷换。说到底,我们不是享受一个机构的服务供给,而是享受一个人的服务供给。

大规模业余化在内容生产领域里,大面上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妥。

虽然今天有一些批评者说:业余者能生产出什么好东西。似乎,只有组织化的机构,才能生产出好东西。

事实显然没有糟糕到那个份上。

诚然,至今正统的严肃的学术界依然不接受学术论文中把wikipedia的词条视为一种严谨的名词解释,但没有人会否认这点,wikipedia给大众带来的帮助。

消散的不是专业生产者,消散的,只是过去的那种专业机构罢了。

大规模业余化在内容生产中,是一种共享经济:用户a把ta知道的东西分享给b,长达十数年的实践,总体而言,世界趋向美好。

这场大体成功的实验证明了一点:个体对个体的服务,其实是可以有效率的。

O2O很大一部分就是共享经济。它是生产工具的下放,是个体生产供给能力的释放,一如UGC释放了信息内容领域一样。

我并不排斥服务领域中的持证。比如你要提供出行服务,服务者总该有个驾驶证以证明自己的驾驶技能。如果好一点的话,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考试来完成对交通路径的熟悉度,从而区分个收费等级。

受到冲击的,是所谓的专业机构。专业机构的所谓专业,无非是通过对生产工具的垄断,从而导致专业者不得不云集它那里,再导致这个机构的服务是专业的罢了。

这一点,正在被改变。

个体所谓的外快,超过正统的薪资,已经出现。

未来,将会更大规模地出现。

(待续)

——首发橄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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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